我们在芳草地下的车。各种车子在不断降落的黑暗中塞满了路面。穿过马路，绕了个弯子，才找到那个新开不久的书店，要是只听名字，你会以为是个商场。我们来早了。这里有点热，越待越觉得热，而外面的温度正在下降。天黑了。
让·艾什诺兹的脸红红的，像微醺后的惬意样子。瘦高的他从那些书架间慢慢穿过，习惯性地略弓着背……这时候你会觉得之前在那几本书里看到的他不同年龄的形象正在浮现，与这张越来越近的现实中的面孔一晃一晃地重叠，先是逐渐模糊，然后是慢慢清晰，那张明显发红的脸，带着轻轻的笑意。
这是他头回到中国。据说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很少离开巴黎。他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写作经历，这当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对于他来说，写作这件事是比较晚才发生的。尽管他们那代午夜作家被冠以“新新小说”之名，但在他看来，他们受到“新小说”前辈们的影响只是某些方法上的，而不是更深层的理念上的。“新小说”确实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但他认为它们也有令人窒息的一面，所以，他觉得应该恢复小说本身的那种乐趣。
这位六十三岁的法国作家在言谈举止间没有任何姿态，随和自然，思维非常清晰，克制而准确地表述着自己的看法。他喜欢城市。它能给他提供充足的材料，让他可以自如地构建小说的世界。而他总是能找到很多有趣的小东西，发现它们，琢磨它们，改造它们，直到重构它们的关系，这给他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对于前辈们，他当然会提到福楼拜，会提到福克纳，这都不意外。倒是没想到他小时候喜欢的是狄更斯，就像以前意外地知道他竟然还狂热地喜欢拉辛的作品《费德尔》。是热罗姆-兰东和伊莱娜-兰东向他推荐的纳博科夫的作品。所以他读到纳博科夫的书的时候，已经是出了几本书之后了。当然，他喜欢纳氏的作品，并觉得这位伟大的前辈几乎是难以超越的。当然，对于纳博科夫在技巧上的过度追求，他还是有所保留的。
《格林威治子午线》里，那两个人长得有点像，然后镜子打碎了，他们就互为镜子，面对面，刮胡子，结果脸上都是伤……这个场景，他说是忽然想到的，写的时候自己也在笑。其他的呢，除了我的词汇量恰好不够用来跟他谈论文学以及其他的复杂些的事情，我们可以在车里谈论外面的那些最有名的建筑物是谁设计的，谈论北京有多少人，西安有多少人，巴黎现在很冷，而他将要去的广州还在夏天里，更不用说作为旅行末端的缅甸了。他的书在越南和缅甸都有译本。
他吃东西没有忌口，什么都能吃上一点，黄酒也能喝，还觉得味道不错。他是抽烟的。第一天在“孔乙己”吃晚饭时，他的面前摆着一盒软包的红塔山。六号那天他掏出来的是大前门。给他一支金南京尝尝，他觉得很不错。苏烟他也喜欢。他在家里的时候，每天都是一包烟。在午夜作家里，现在他是唯一还在抽烟的，他说，估计也是最后一个了。
除了面对访谈不得不说的时候以外，他话都很少，只是默默地听着，坦然地想着什么。他似乎熟练地掌握了一种能让别人不会注意到他的沉默的什么技巧，或者说只是那样的一种神态，不会让任何人因为他的沉默产生一丝半点的压力。其实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那种有点不可思议的写作方式。写完一稿，丢开它，再重新写一稿，然后再丢开，再重新写一稿，这样反复三四次，才成了最后的定稿。对于他来说，或许这样的一种特别的反复写作的过程，就是他最迷恋的事情。他的笔迹也很有意思，字体看上去有点像中文里的草书，含糊一点去看的话，有点像这么几个字：“新旧竹时人”。他签的时间也很好玩，第二个零里还包含着“12月3日”，冷眼看去，有点像个老式邮筒的速写。
2010年12月8日
[1] 让·艾什诺兹（1947— ）：法国作家，“新新小说”重要代表之一，曾获龚古尔文学奖、梅迪西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切罗基》《我走了》《格林威治子午线》《高大的金发女郎》《出征马来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