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态度坚决，关了吧。她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跟我合伙的那个朋友竟然会送书给别人，只是因为那个女孩子说非常喜欢那本书，可是因为在上学，买不起。
当然，我知道这事儿，那本书，是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一本暗蓝色的书。
我们开店的钱，都是从老妈那里借的。她说关，也只好关了。
我跟一个人谈了半天，终于把这个店，还有剩下的书，一起转卖给了他，磁带我自己搬回了家。接过他的钱，看着这个跟我一样年轻的家伙站在店里，开心地打量着那些书，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
跟我合伙的朋友，因为极度的失望和挫败感，在路口树下的地摊上，理了个光头。
我抱着那一箱磁带从他旁边经过的时候，他面无表情，看都没看我一眼。阳光透过那些高大的杨树树冠，风一吹过，就会有很多耀眼夺目的阳光碎片奔涌而来，让人睁不开眼睛，马路上到处都是卷曲的大树叶子，在风里滚来滚去。
3
2003年底，我来到多伦路上时，它就在那里了。
报纸上报道过它，作为多伦路上一个特别的点。他把那份报纸剪下来，镶在一个镜框里，挂在书架旁边。它在这里多久了，他从没说起过，我也没问过。它的名字有点奇怪地写在一块蓝底的简陋牌子上：世界名著书店。那个牌子挂在了右侧的门上。
有十六七平方米，中间用书架隔开，左边以国内书为主，右边以翻译过来的书为主，小说、散文、传记、戏剧、哲学，分类清楚。
当时多伦路上，算起来至少有七八家旧书店。美术馆对面地下有几家，多伦路上有两家。到现在，就只剩下他一家了。提起此事，他是有些自豪的。最近两次去他那里，他都忍不住要问我同一个问题：
“你知道吧，这条路上，就剩我这一家书店了？”
我说我知道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的书多。”
卖了这么多年的旧书了，他家里据说还有几百编织袋的存货，够他再卖个十来年的了。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的旧书，多到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哪些袋子里放着哪些书，只能打开哪个就是哪个。
每次去那里，他都很热情地打招呼，递支烟给我，哪怕我说刚抽完，或说咽喉痛，他也不放过我：“抽吧，一支能有什么呢？”他抽的是焦油量8毫克的红双喜。
我每天中午都要去他那里待上一会儿，去翻翻那些我差不多能记住位置的旧书。要是中午因为有事错过了，我就会在下午，或者晚上下班后去补上这一例行公事。有时候，经过他的店前，看到他，也会彼此笑一下，打声招呼。他总是坐在那里，用那种细砂纸，把刚收来的或者才从库里翻出来的旧书整容，然后贴上价签。
他很懂书的价值，从不会乱要价。那种把《荒诞派戏剧集》卖到八十块甚至更高价的事，他是不做的。他觉得那太贪婪了。其实现在想来，每个月里，能在他那里挑到我想要的书的几率，并不算高，但每个月下来总会有那么几本。
我碰到他，总要习惯性地问他，生意好吧？
他也总是轻松地说：“还好，一直都这样。”
有时他也会反问我，你们美术馆的生意还好吧？我会说：还好，展览一直在做。有一次他忽然问我：“你们靠什么赚钱呢？”我说我们不赚钱，只花钱。他听了之后，想了想，就笑道，“那样倒是真不错，我以为你们那里是卖画的呢。”
我的那本《空隙》出来后，特地送了他一本。他坚持不要，看完了又还给了我。
后来，他告诉我，他觉得那些小说对于他来说还是有点难懂，但他给他一个朋友看过，也是写东西的，朋友说是有这样的一种写法的。他最终还是把它留在了店里，说是要推荐给有可能喜欢它的人看看。
他手里有些能卖上好价钱的书，我都没怎么注意过。最近一次去他那里，他告诉我，刚卖了一套五几年的，八千块，是个台湾人买去的。到浦东这边工作以后，大概每个月只能去他那里一次了。忙起来，要两个月才能去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