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正如我们刚才所注意到的那样，当人自由地接受死亡，不是作为一个被奴役的狂热者或盲目的牺牲品，而是作为一个为了他的人民和他的国家的人和公民时，正是在那特别的美德行为中，他同时确认了与这个世界相联系的个人的至高无上的独立性。在一种世俗意义上，在个人为了城邦而失去他自身的过程中，他以最真实、最彻底的方式牺牲了他自己。然而，个人没有被打败。城邦仍然在为他服务，因为人的灵魂是不朽的，因为牺牲给予了恩赐又一次机会。
我们可以顺便观察一下，关于存在的全然事实，既不是至高无上的善也不是个人本身所受命的绝对的善中的任何一种。然而，它是个人受命于这些善的首要的先决条件。［13］一个人的生活没有道德善和保证救助共同体的义务那么珍贵，没有人类的遗产和道德的遗产那么珍贵——共同体是这一遗产的贮存室，也没有共同体从一个世纪到下一个世纪所坚持的人类事业和道德事业那么珍贵。但是，作为一个个人的生活，它优于单纯社会效用的所有价值。因为它是被授予了精神性的灵魂和对自己的存在拥有权利的实体生活。我们的生存状态中最大的悖论是：社会以所有的冒险方式——通常是为了非常微不足道的理由而自然地牺牲了、甚至是浪费了形而上意义上如此珍贵的善，在仅仅是远远地与共同善相联系的善和利益的名义下，社会自身毫不犹豫地为了任一目的而滥用这一珍贵的善，甚至是浪费这一珍贵的善。人类的历史足以证明：人的生活，作为群体中的一个个体的生活，确实是廉价的。仅在昨天，在莱茵河对岸，我们看到了一个对社会的纯粹生物学上的构想可能导致了什么暴行。它相信人的生活是共同体的负担，它不仅允许对人的生活的摧毁，甚至赞赏对人的生活的摧毁。
事实上，与个人尊严相联系的基本人权是不可剥夺的，并且，人的生命包含了一种神圣的权利。无论是为了使社会摆脱一个无用的成员还是为了普遍理性，杀死一个无辜的人都是一种罪恶。即使是为了试验某种可能挽救成千上万的病人的药而判决一个囚犯死罪，也是一种罪恶。在一场正义战争中，社会团体没有权力强迫它的公民上战场。它没有权力要求公民承担这一危险，或为了挽救城邦而判决一个人死罪。当它是一个关于特殊使命——在这种使命中，人们走向确定无疑的或几乎确定无疑的死亡——的问题时，我们要求有志愿者。这一事实本身是对人类个人生命权利的一个额外证明。即使在这些极端的情况下，只要它是一个个人的生命，某种东西就仍然具有对人的生活的超越性价值的证据。个人能在良心上有义务，如果必要甚至是被强迫，献出他的生命，但是他永远不能像一个屠宰场上的动物那样被污辱。他仍是他自己的主人，并且他通过一种美德的行为面对死亡。除了个人的尊严这些终极要求之外，这一情形仍然是真实的：即在正义的情况下，当整体出现危机，个人有义务为了挽救整体而冒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准确地说，他之所以有这一义务是因为个人作为一个个体在整体上是共同体的一部分，个人以某种方式从这样一个共同体中获得他所是的一切。但是，只有当世俗的共同善本身包含了超越人的价值和间接地与人的绝对的终极目的相联系时，他才被迫如此。
如果人的社会共同善仅仅是和完全是世俗的利益和成就的总和，就像蜂群或蚁群的共同善——不是真正共同的，而是极权主义的——一样，那么为它牺牲一个人类个人生命就无疑是荒谬的。因此，将个体的个人（individualperson）对世俗的共同体的从属推至极限的战争，同时证明了这一从属所预先假定的超世俗的含义和超社会的结局。另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正是由于它们的本性，极权主义的国家——它们正是以民族的名义吞噬人的生命的国家——本身就丧失了要求一个人为它们牺牲其生命的权力。［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