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再进行一种观察。当我说伦理学问题是人的危机，是人致命的疾病时，以及特定的现实性指引我们离开所有更舒适的概念进入这个概念时，我将恳求这种特定性不会由于一种事实上我所熟悉的、本身在所有时代都是完全可能的、适当的神学和哲学进程而中立化起来。我已经听说危机是一个辩证概念，它不但允许而且要求其反面——这种否定性使人类的行为摆脱所有虚幻的价值，有可能恢复新的价值，还其本来的价值——这个问题可能有自身的回答，反对人的论证也是有利于人的论证。关于这个进程我们将在后面多说几句。但这里我只告诫人们不要以辩证法作为回避，因为所有辩证法似乎都是为了逻辑对称和完美提出来的。我仅仅提出这一进程是否事实上与现实相吻合的问题。谁能够把伦理学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问题中找到自己）中的“否”改变为“是”呢？谁有足够的胆量，以及足以万能到从超乎“否”和“是”的高度解决我们的问题呢？或许最终要做的这件事（但不是由我们做！）是一种在其他可能性中有其确定性和指定位置的可能性；但就我们而论，它“更深刻地存在于‘否’而不是‘是’中”。伦理学问题有时可能自相矛盾地把自己归结为证明，以及一种新的可能性，但对我们来说，它更清晰地揭示出生命的否定性一面，揭示出对人性的否定判断，因为我们不能对我们今天的现实视而不见。即便是我可以找到这样做的逻辑理由，我也不能更为自信地说，千百万人的需要和困惑是如此伟大的，我们的混乱是如此伟大的。让这个真理在我们的时代走向我们，走向街上的人们的角度接受它，并且懂得当我们这样做时，而且惟有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才能把握整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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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现在要回到惟此能够确定下来的基本思考，我认为，伦理学问题是一种人们无法承担的责任：一种对人致命的攻击。它或者给人提出一个问题，而且对他来说，这个问题本身也构成了问题的答案，或者它给他一种不能追问的答案。但他只能基于问题而生活，基于源源不断的新问题而生活。他不能依赖于一种如此终极的答案，以至于对他来说根本不再有答案的答案而生活。
人们首先在追问这种攻击性与主体的关系中发现这种攻击性是一个事实，一个不能逃避的事实；因此在康德的伦理学中，这种关系得以充分的研究，并得到特别生动的说明。康德把道德人格的概念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上，但他教导人们说，惟一能够被称为善的意志是那种依据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的法则来指导自身的意志。只有那种能够超出任何自我的，普遍适用的、能够被全人类接受的法则才能是善的。由对这种或那种对象的欲望而决定的一种物质性意志本身就表明是个体性的、自爱的和受外界支配的。善良意志摆脱了所有有限的目的，超越了所有对有限目的的欲望，对于最终的目的表现出纯粹的和直接的尊重，这一最终目的与义务的绝对命令是一致的。康德认为人的意志是由一种基于自由的理性世界来确定的，这个世界有其超出自然世界的自身的因果关系。道德人格既是伦理学问题所涉及的行为的立法者，又是这个问题本身的缔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