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必要作出更多的说明。我已经提到的那些人并非重要到必须分别对待，但对于他们所有人都显而易见的一点是：目前的伦理学问题是令人不安的、困惑的和攻击性的。伦理学问题使自己成为我们进入明亮生活圈的一个神秘的和令人不安的入口，就像一个陌生的石头客人一样。希望认真地追问和回答“我们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的任何人，无论他是否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的精神，都必定已经注意到今天和昨天的情境之间的某种差异。佯装什么都没发生那样仍旧以油腔滑调和确定的口吻讲下去是愚蠢的。古老的伦理学时代已经逝去了。目前无论什么人的欲望确定性都必须首先变得不确定起来。想要说话的无论什么人都必须首先保持沉默。因为某些事情已经发生。当然，这个世界还没有被毁坏，老人尚未被推下历史舞台，尽管在这些正在毁灭的时代的最初冲击下，许多人或许已经意识到了一些东西。简单地说，与人的自信心和自我信仰相抵的是已经以大量笔墨极度清晰地写下的文字：弥尼，弥尼，提客勒。[1]
我们当然并不怀疑伦理学问题的权威性和紧迫性，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懂得它是如何的迫切。事实上我们也不怀疑伦理学问题与我们同上帝关联之间的联系。完全相反，实际上正是这种联系令我们今天惊恐不安，使得我们完全怀疑起自我、人，怀疑人们关于道德人格和道德目标的看法。
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我们不能摆脱这种处境。当它既是我们的处境，又是一个问题的这一简单的事实使我们的处境具有伦理学意义时，我们如何能够把伦理学问题与我们的处境分离开来呢？然而，我们并不是要基于自己现世的存在方式和印象对所有时代进行普遍概括。正像所有其他历史事件一样，它们是关系中的存在。我们的子女和子女的子女或许比我们更泰然自若地、更天真地看待生命，但他们首先必须看到——至少像我们一样清楚，或者比我们的父辈更清楚地看到，伦理学问题不仅是一种疾病，而且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不要以为这只是战后盛行的感伤；因为以它所有现世的和有限的形式来说，它是一种现实赋予我们的见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高兴有这般见识，我们不可能忘记它。正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它有着广泛的基础，也必须被普遍认识到。但我们只是作为我们时代的人来把握它。我们只是以那种特有的、以它使自身为我们所认识的那种方式把握能够指导所有时代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