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开始担心，人们确信由于人类意识到伦理学问题的超越性来源而被赋予的高贵特权并不像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容易获得。我们被迫把这个问题仅仅看成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其他问题。关于善的问题似乎时时处处都包括一个对于我们所认识的人的判断——甚至是对于我们所认识的道德人的判断。我们并不熟悉野蛮人和非道德的人，甚至不熟悉使我们无一不为他的成就而感到特别骄傲的道德人。《创世记》第三章提醒我们，人区别善恶的能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崇高和尊严可以表明他对上帝的背叛和对自然的超越。
曾有一个时期人们把教理神学视为一种困难，把伦理学看成一种相对来说容易理解的东西。他们认为《罗马书》被时间的历史忽视了、模糊了，而登山布道似乎像日光一样透明，非常适合于现代的布道。当人们拒绝教父和学者们冗杂的形而上学劳作时，他们把这看成一种赐予，福音似乎成功地被归结为一些宗教和道德范畴，如信仰上帝和兄弟之爱。他们认为基督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宗教伦理，认为照这样促进它的发展，自己便能够使之为我们这代人所接受。
但是，自打从现在起基督教被证明不可能作为一种伦理学以来，或者更进一步说，欧洲人的道路现在被证明不可能与基督伦理学有关以来，我们面对一种需要，一些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些问题使我们认识到，比起我们前辈自信地断定“跟随耶稣”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来说，断言古老的基督教教义是困难更接近于现实的情境。
我将继续走下去吗？曾经一度有人认为上帝、精神和来世的生活只是由于辩解的需要才成立的，但是他们从伦理学问题放眼未来的展望中演绎出救助和安慰。但对于我们来说，这只是恐惧的来源。正是那个问题困惑我们，苦恼地困惑我们，它不可阻挡地直抵未来，直抵超乎我们所有现有的观念——总之超乎我们的挚爱、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观念的东西。既然伦理学问题威胁着人们，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在扭转固有局面的过程中，用基督教拥护论把自己解救出来。
施莱尔马赫、洛德、特勒尔奇曾困惑于怎样去关照生活事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他们感到自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公正地对待整个创造物和每一个生物；他们变得如此的慷慨无私，以至于没有赋予他们任何特权的基督教精神，都发现自己成为房屋短缺的不幸牺牲品。但在今天的欧洲人那里，我们不再能看到道德小故事中的富人；我们只能看到贫穷的拉撒路。我们紧迫的伦理学问题被归结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可能公正地对待创世者的真理！对于我们来说，人的行为领域已经预设了现代的战场；在我们进步前面的整个无人地带已经变得空旷和恐怖起来。
对于里敕尔和他的学派来说，一个畏惧上帝的人在他职位上的工作，由此也是在上帝王国中的工作溢满了天堂之光；但对我们来说，这种光是黑暗的。代之以更多地赞美“承诺你的信道……”我们更可能在这种联系中求助于《希伯来书》上的语言：一种可怕的东西把握在有生命的上帝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