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时都在活着。活着意味着行动，甚至当行动意味着什么都不做时也是如此。在什么都不做的活着中，我们不会有意识；这也不是我们的那种活法。但是，所有行动、所有行为既然必须关系到目的，也总会遇到它自身的真理性、内在意义和法则问题。当我们领悟到把我们的行为与这样或那样近似的，或有限的目标相联系的内在意义和法则时，我们的问题仍旧没有被回答。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目标必然展望着自己的目标，展望所有目标的最终的目标，因此我们的问题也期待着一种超越一切存在之外的善。每一个随意的和现世的我们应当做什么都包含着随意性和现世性无法给出一种满意回答的“什么”，因为它是一种最终的和永恒的“什么”。由于这个问题，我们生活中的危机继续着，由于这种危机，我们保持着与上帝的关系。我们在这种关系中生存，让我们看清楚自己在这种关系中的责任。
为什么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题目“今日伦理学问题”？明显的意图是人们提醒我们这个问题不只涉及生活的观念、哲学或者其他类似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且更关系到我们的存在，关系到我们此时此刻的处境：我们正在处理一个自己无法梦想摆脱的现实问题，只要我们像它实际存在的那样看待它，而不是把它看成某种不存在的东西的话。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这个问题，当我们讲到今日伦理学问题时，我们尽可能地想消除把我们分离开来的，以及事实上使我们成为这个问题观察者的任何时代因素。
但是，人们一方面将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完全地消除时代因素。因为我们懂得现代可以直接地划分成过去和未来，现代本身就是一个时代，我们的时代。当代的伦理学问题正是在昨天存在过的，以及在明天将出现的所有伦理学问题。当我们根据一个确定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来看待永恒的时代问题时，我们让自己承担起了无法终结的责任。我们步入了一种没有发展的历史，卷入了一种没有变化的关系。我们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雅各所做的事情：与主斗争——我将不让你走，除非你赐福于我。我们也能够把自己投身到这个问题中去——不是以短暂的、而是以永恒的，更确切地说有永久意义的方式来看待这一问题。例如今天我们必须经受住接受一种革命哲学，或者是一种倒退哲学的**。尽管我们是我们时代的人而不是其他时代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免除自己面对整个伦理学问题的特有使命，而且要注意到我们的时代是现在，是“各个时代”之间的永恒（《时代之间》）。我们或许不能逃脱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能把自己同我们的时代分开；我们是那些面对和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的人们；我们是被问题特定了的人们：问题抛给了我们，我们被它打扰和为之困惑。我们是特定的人们，因为我们是我们时代的人。就像人们的确承认伦理学问题是他存在的首要问题一样，他同样是根据一个特定的时代——他的时代作出确认的，而且同样他必须确实以一种回答所在时代问题的特殊方式来逐步地理解这一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补充说，这种特殊方式恰好只能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方式。它的特殊性仅仅在于我们对它的强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