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教义始于对我们现在从两个不同出发点已经获得的真理的无条件的确定：由于他自己的关于善的问题，人判处自己死刑，因为惟一确定的回答是——他，人不是善的，从善的观点出发，人是无能为力的。但这样一种洞察力——在我们和我们的世界之下存在的这种全方位的批判性否定，这种洞察力使正直的良心面临着死亡的恐惧——是通向真理、现实和补救答案的一条狭窄的通道和紧锁的大门。第一个要求是我们坚守这种否定的洞察力，直截了当地面对它，而当我们进退维谷时，我们要避开它——不是通过忽视我们问题的根本严肃性，不是通过削弱其起源的某种超越性质，削弱真正道德行为的某种超越性质，也不是通过自己的任何幻想，就我们逃避的能力来说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将能够理解整个不堪忍受的人类处境，把它接受下来，把它作为我们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将在伦理学问题面临的劫难面前屈服。
正是由于这种劫难不可逃避的残酷性，我们要求上帝的现实性。这种要求证明，当伦理学问题成为我们的问题时，它注定要把我们同上帝联系起来。当我们计算自己的日子时，我们全身心地投入智慧中，因为通过这一不寻常的举动，我们到达了一个在质量和种类上都超越我们生活世界的世界。在我们面前，且要求我们止步的那条无法穿越的死亡边界、不能被逾越的鸿沟就是把上帝和这个世界、把创造者和创造物、把神圣的主宰和罪人、把上苍的善之观念同它那所有必要的碎片，以及无限不完美的表现分开，而且必须分开的分界线。如果上帝以任何其他方式遇到我们，上帝还将是上帝吗？除了同上帝比较起来，所有存在都不得不失去资格成为非存在，所有事物都被看作是疏远和远离了仅仅属于上帝的善和完美生活之外，上帝还将是所有存在的来源，所有事物的创造者吗？除了通过死亡和地狱之门——它是人远离上帝、人被上帝判决、人在上帝面前无能为力的感悟，人能够想象得到走进上帝吗？我们在永恒真理的岩石上面对自己的劫难，但这是我们可能被拯救出现象和幻想的海洋的惟一途径。在我们生活的这种致命的否定之下，也有其肯定的正面。
我们处境的意义在于上帝离不开我们，我们也离不开上帝。这是因为上帝本人，而且只是上帝给予我们生命以可能性——使我们生存变得如此不可能的可能性。正是因为上帝对我们说了“是”，在这里“否”的存在才是如此根本的和不可逃避的。正是因为对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是上帝和上帝对待我们的行为，我们根据自己行为找到的惟一答案不是直接变为了问题，就是以另外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大得难以把握。正是因为上帝不朽的生命是我们真实命运的一部分，死亡的必然性才如此无情地提醒我们自己生存意志罪恶的狭隘性。通过我们的劫难，我们看到超越于自己劫难的是什么——上帝之爱；通过我们对罪恶的意识，我们懂得了宽恕；通过死亡和万物的终结，我们看到原初的新生命的诞生。正是当一个人离上帝最遥远时，上帝以自己的怜悯寻找和发现了他。为了让他意识到自己在如同爱、宽恕、生命、怜悯和恩宠的积极意义上与上帝的关系，上帝只是等待着——如果可以说成等待的话——等待着由于自己名字的荣耀而对他卑躬屈膝，等待人在无条件投降中忏悔，等待着绝望，有自信的绝望，在这一绝望中，人快乐地让步于自我牺牲——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知道以这种方式牺牲意味着什么。伦理学问题不仅在我们生活行为之上笼罩上一层阴影，而且在最黑暗之处，让我们穿过这层阴影，目睹新的曙光。如果人与上帝的这种重要的、肯定性关系最终显示为完全是否定性的灭顶之灾的话，那么显然人的整个行为——既然它是被这种死亡之谷的危机所确定、所瓦解的，那么它就要参与到隐藏于其中的证明理由、诺言和有益的意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