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联系中，我只能为了同乡拉加兹多一句嘴了，在其他问题上，我似乎与他迥然不同。就像他问我们一样，我们可能自问是否道德成熟的标志确实是一种冷淡、毫无热情、完全不相信社会状态和世界和平。从关于我们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出发，从伦理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怀疑论的确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拉加兹的许多批评家对未来都有一种与他不同的理想，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目光短浅，视阈范围的颜色多少有些不同罢了。例如，倘若他们在信奉德国或者教会，抑或未来的使命中获得满足的话，倘若他们相信自己关于国际联盟的看法，或让我们来说，相信类似的迈向太平盛世的下一步的话，他们可能不会，而且也不必仍旧以更长的半径，或者从略微不同的圆心出发画自己希望的圆圈吧？所有关于历史目的的观点都是“想象的”，我们今天所有关于下一步可以走向哪里的想法也是如此。在近期和遥远目的中的本质成分，只要它们是伦理的，就一定是非常相似的。惟一的问题——这是我们应当从拉加兹那里学到的问题——是人们在并不热情地接受这些观点的前提下，能否真正地使伦理学问题具体化。瑞士的宗教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像亚陶斯那样容易地被免职，或者像在“犁沟”中的施拉特一样更容易被抛弃，尽管他们可以这样做，而且这是惟一顺手牵羊的事。
目前人们观察到的事实是，期待太平盛世的动机并非是回到普遍幸福的黄金时代的幸福论梦想，而是一种所有目的无限积聚的现实论观点，依赖这些目的，每天固有的乏味的目标得到认可。按照《启示录》第20章，太平盛世绝非是一个幸福的岛屿，而是一个圣人和殉教者的王国，它建立在无底洞之上，古代的巨龙被铐在这个洞里。按照康德的理论，这个王国是一个实践理性的王国。正是作为一个任务，而不是一个欲望的对象，作为一个目的，而不是道德奋斗的终结，乐观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和人们牢记的与不抵抗主义相反的所有真正的路德教义的，甚至基督教的希望才都要面对现世的实际。西方仁慈呼吁的是：让爱中的自由和自由中的爱成为社会生活中纯粹的和直接的动机，以及正直社会自身的直接目标！消灭家长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压迫！消除阶级差别、国家的边界、战争，以及所有暴力和没有限制的权力！让精神文明代替物质文明，人的价值代替财富的价值、兄弟情谊代替敌意！他们中的一些是以明亮的色彩、而另一些是以更柔和的色彩来描绘这种目标的，一些人认为通向目标的路途并不遥远，另一些人可能认为更长些，一些人把注意力放在目标本身，另一些人则更多地放在通往目标的路途——例如放在现世不可缺少的民族国家；——然而确定的是，关于善的问题脱离开某种观点——无论是不成熟的还是完善的，无论是令人惊异的还是实际的关于善在历史中如何被实现的观点就无法被严肃地提问。没有柏拉图的国家，柏拉图就不是柏拉图；没有日内瓦湖上的上帝城，加尔文就不是加尔文；没有永久和平的观点，康德就不是康德。当席勒写下他那“无信仰之语”，夸大唯心主义抽象的一面，否定道德思考中不能被否定、不可能被否定的东西时，恰好是一种不幸的时刻。
的确，当我们问“我们应当做什么”时，我们指的是自己此时此地的行为，但同样正确的是，我们不能使自己摆脱对一种东西——恰好在这里受到影响的某种东西的思考，不能使自己摆脱对于在道德与历史的两条线相交时所产生的道德目标的思考。天堂的许诺和内在的体验在任何时候都不足以替代这个目标。这种探险正像人们所了解的那样，惟一的结局是让作为一个问题的问题失去活力而最终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