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答案、这种主题、这种意义、这种目的、这种现实绝非是此在的。我们能够给出的答案也不是问题本身；通过这一答案，此在和彼在并不合二为一。然而，当人们在请求上帝时，他们在请求与他们自己的问题相吻合的答案，请求一种也是有限的无限，一个是彼在也是此在的神，请求也是人的上帝。对于满足他们问题的答案——赞美或谴责文明的、文化的或宗教式的答案无论其含义有多么好，都只是把人们与他们已经生活的世界联系起来，而不是别的吗？我们将把这个答案保留到永远吗？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出于什么理由，什么令人吃惊的理由使他们忍受我们，而且认为自己需要我们吗？如果我们暗地里相信这一答案，为什么不向人们公开承认自己不能说出上帝之语呢？或者如果我们真正地为这样说而后悔，或者为刚好以这种方式这样说而后悔，我们至少不可能把他们关于上帝的问题变为我们自己的问题吧？为什么不把它当成我们布道的主题呢？
就这一点来说，在大多数时候，我一直记住教堂中的场景。然而，大学里的神学课堂上也奉行同样的基本原则——这完全脱离了这一事实——作为未来牧师的摇篮，这样一个课堂是一个教堂的附属物。神学是所有事情并不顺利，甚至大学的文学中也是如此的一个征兆，一个标记。存在一种学术的需要，在最终的分析中，作为被推论出来的东西，是与我们已经描述的一般人类需要相同的东西。众所公认，真正的科学本身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不只是表现在这一点或者那一点上，而是它基本的和最终前提是不确定的。每一门科学都清楚地懂得，在它的括号前面有一个减弱的符号，用这种静音符号通常泄露了秘密——它是那个恰好把整个科学都悬挂起来的关键点。它是问题的标记——必须被加到别的结构完美的逻辑之上。如果这个问题标记的确是每一个科学的最终根据，显然所谓学院体系是一个在无底的深渊中旋转的落叶的旋涡。问题的标记实际上是每一门科学的最终根据。
所以大学一直有一种不良的用心，或者一种担心，以及在它围墙之内的宽容神学；尽管当人们谨慎地问一个不能以适当的方式提及的问题时，想到神学家们有保留的说明，人们多少会有些恼怒。然而，如果我没有犯错误，有人暗地里高兴是如此非科学的，以便高声和与众不同地谈论不能被证明的所有其他事实均仰仗它的根本事实——以便强调整个的学院体系或许有一种意义。无论形形色色的非神学教条主义者的个人观点如何，都有一种普遍的期待，宗教导师将要回答在其他人秘密思考的情况下，什么东西使一个问题的标志得以形成。当被其他人只是认作一种不可能性或一种限定性概念的东西，对他来说代表一种可能性时，人们相信他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让他意识到完成这一工作是非常美妙的！）人们期望的并不是他的私语和对上帝的咕哝，而是他的讲话：不是期望他的暗示，而是期望理解他和证实他；不是期望把他置于背景下的某一处地方，而是期望抛弃普遍的科学方法，把他置于最显著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