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说出上帝之语。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甚至牧师都应当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承担这份工作。为什么我们要保持做这份工作？支持我们的人——或者至少是容忍我们的人——真正期待我们去做什么？如果他们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愿望被欺骗了，他们对我们不断加深的蔑视表明了什么呢？
当然，他们不能告诉我们自己当下想的是什么。从他们更为表面化的动机中我们对什么都不得而知。如果我们理解他们胜过他们理解自己，以及他们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必须寻求他们动机的动机。从这种观点中，我们有可能根据任何其他的理由，而不是根据其他人基本需求存在的理由把我们自己的存在解释为需求牧师吗？人们并不需要我们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无关紧要的方面帮助他们。他们在没有我们劝告的情况下，以比我们通常相信他们具有的更为智慧的方式追求那些东西。但是，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构成因素的所有问题都是被一个庄严的什么、为什么、何时、何处所影响的，它像代表一个大括号之前的减弱标记，它以一个新问题改变了括号里面的所有问题，甚至对于那些已经被回答了的问题也是如此。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问题不再有回答，但却足以天真地假定其他人可能会回答。所以他们如此地强迫我们干起自己反常的行当，把我们置于他们的布道坛上，职业的座椅上，以便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关于上帝的事情，把他们对于自己最终的问题的答案交给他们。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像一直在寻求把握其他别的东西那样，寻求把握这一答案呢？当他们必定早已发现他们不能期待从我们这里得到同样的服务，例如就像他们自己从律师或牙医得到的那种服务之时，他们为什么还走向我们呢？是否必定有人告知这一真理，我们对他们问题的回答并不比他们自己回答得更好呢？人们可以详细地追问。他们的到来与其说证明了他们从我们这里得到答案的渴望，不如说证明了他们同全人类一样在自己回答问题方面的无能为力。
然而，这或许就是我们被问及的问题；我们应当理解人们在问这个问题时，头脑里想的是什么。显然他们并不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活，而是更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死；因为他们的一生都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中。历史无须我们帮助而一意孤行地向前发展；但当末世论、终极论在地平线上出现时——历史中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在终极论上敞开呢？——由此就呼唤着我们的出现，人们认为我们能够讲出启示之语和最终之语。在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可能性的范围内，人们被宽容地调节，他们之所以走向我们——这似乎是奇怪的——为了智慧，其理由在于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之网悬挂在一根像蛛丝一般的线上。他们突然间醒悟意识到，自己正走在比刀刃还要狭隘的时间与永恒的分水岭上。这一神学的问题出现在永恒的边界上。哲学家懂得这一点，然而神学家似乎在许多时候并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