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现代教会适应世俗文化是如此之必要，以至于现代教会的偶尔投降可以被同情和理解，然而其结果也许是相当有害的。中世纪的基督教拒绝科学的发展，支持垂死挣扎的封建秩序来对抗理性主义道德的反叛。传统宗教的局限是如此之大，而现代科学的成就又是如此地令人赞叹，以至于最明智之举似乎就是尽可能密切地把基督教事业与后者联系起来。不管这么做有何缺陷，这种策略至少是出于良好目的，即：想把基督教从其神话传统的教条和文牍式的解释中解放出来。宗教神话最擅长的天赋就是其超科学性，而其危险也在于它用超科学的概念来表述自身，并坚持其字面真理。如果自由教会不允许科学（以对其起源进行历史批判性分析的形式）进入其教会的核心，那它就不可能将基督教中永恒的部分从它已深深植根其中但已过时的文化外壳中释放出来。
然而，自由基督教太不加以批判地去适应现代文化，由此而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当这种文化因宗教对神话字面化的解释而导致了一种糟糕科学的结果而对宗教产生不信任时，同样，当宗教因为其对历史事实的科学描述不加修正的哲学化引申而导致了一种空洞而肤浅的宗教，致使它因此而受到怀疑贬低时，这种损失的程度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了。在深刻的宗教中，有关超验的神话象征很容易走样而成为对历史事实的不真实的科学表述。但同样，有关历史事件的科学描述也很容易走样成为关于整个现实并不真实的概念。真实的神话有这样一种天赋，就是它能够揭示现实的深度之维并指向本质的王国，该本质王国超越了历史表层，科学所发现、分析的因果链条也在此层面呈现。科学只能够处理自然和历史的表面问题，对其中的复杂现象进行分析、分类和划分，然后根据它们可观察得到的次序将其相互联系起来。在试图将一致性带入自身世界的努力中，科学极其艰难地、并且以对其方法自身固有的哲学性假设作出哲学性修正为代价，才避免了对现实作过于机械性理解的错误。科学往往认为，历史上每一个新突显的事件，其原因都已在先前的历史事件中有了充分的酝酿，它因此犯了这样一种逻辑谬误，即：由此之因，必有此果。
与此相反，宗教神话则指向存在的终极基础和终极实现。因此，伟大的宗教神话处理的是关于创生与救赎的主题。然而，由于神话必须借助于象征和历史事件来表达其超历史性，所以在科学看来，神话在陈述其真理的时候必然要歪曲历史事实。这样，宗教必须像圣保罗那样作出忏悔：“似乎是**人的，但却是真实的。”（《哥林多后书》，6：8）另外，如果宗教一定要坚持其神话方式具有神圣的权威，该权威否定了科学通过观察而获得的结论，那么宗教就已经远离了真理而走入自我欺骗的歧途。
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是科学和宗教的中介调解者。它试图通过科学所揭示的所有详细具体的存在现象，使宗教神话获得理性的一致性。即使现代形而上学家试图消解宗教的前提预设，并想充当科学的中介协调者，伯特兰·罗素指责形而上学即隐蔽的神学仍是合适的。缺少某些前提预设，这些预设前提不是由对事实的科学描述所预设，而是通过具有宗教性背景的世界观有意或无意地引入的，现代的形而上学家根本无法将科学所发现的细节事实纳入一个一致的整体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