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性观部分得益于古典人性观，部分得益于基督教人性观，部分得益于与众不同的现代主题。从经典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古典理性主义，到更富于自然主义色彩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古典成分似乎在逐渐消减。也就是说，在古希腊时期处于从属地位的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之自然主义，在现代已经取得宰制性地位。这种现代自然主义与基督教将人视为“创造物”的观念相一致，但是与基督教的“上帝影像”的理念相矛盾，早期文艺复兴运动在反对人是原罪者这一基督教理念时，强调了后一方面。在现代人性概念中，古典人性观、基督教人性观以及独特的现代人性观奇特地混合在一起，这造成了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混乱。这些困难和混乱可简要归纳为：（1）那些在理想的与自然的理性主义内部之间以及在（理想的或自然的）理性主义与生命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现代人性观的内在矛盾；（2）那些已受到现代历史驳斥的、关于现代文化中人类本性的假定，尤其是关于个体性的假定；（3）那些与已知的历史事实相悖的关于人性的假定，尤其是关于人性本善的假定。
（1）在现代文化中，一个尚未解决的悖论是：理想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所强调的东西相互矛盾。前者倾向于反对基督教的谦卑，否认人具有生物性的学说和人的原罪说。这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情绪，对该主题的思考主要受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学说的影响。布鲁诺关注于确立人类自我意识的无限性，在其泛神论体系中，空间之无限性只是精神之无限性的有趣类似物。他赞扬哥白尼天文学说所取得的成就，因为哥白尼“将我们的知识从牢笼中解放出来，在这以前，人们只是透过窄小的窗孔去遥望星星”。以同样的方式，里昂纳多·达·芬奇关注更多的是去证明那用于开启自然奥秘、揭示自然规律和可靠的自然重现现象的数学方法，恰是人类伟大智力的成果和象征，而不是去证明数学方法是自然手中的一种工具。彼特拉克（Petrarch）将自然视为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人类看到了自身的真实伟大。
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仍有着一种不太引人注目的旋律，它最终导致了18世纪的自然理性主义。这一旋律，在弗兰西斯·培根对自然的主要旨趣，以及蒙田从人类自然差别的多样性来理解人类的尝试中，都能够发现。培根担心“人类精神的不安”——那是对无限的渴望，布鲁诺称之为人性的真正标志——将“在对各种原因的发现中极其严重地阻碍”审慎的科学归纳过程。因此，现代文化从早期文艺复兴的本质柏拉图主义，普遍滑向17世纪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式的斯多葛主义，然后又滑向18世纪更为激进的唯物主义和德谟克利特式的自然主义。虽然现代人止步于根据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来了解自身的水平，但是，现代人关于人之自然理性与人类理性二者的关系，甚至比斯多葛学派更为混乱。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最充分暴露出这种混乱。而对这种自然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回应则出现在德国的唯心论中。在德国唯心论那里，除康德外，理性和存在的概念比在柏拉图主义那里更加无所限制。作为现代文化之源的笛卡儿，设法纯粹从思想特性上来设想人，而从机械特性上来思考自然，他无法找到一个将两者统一起来的有机体。因此，在笛卡儿本人的思想内部便同时体现着现代性的矛盾和现代性的过度铺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