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出版这套《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从事中文阅读前沿研究的学者都非常少。直到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大量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进入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高校，开始从事阅读领域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关中文阅读的研究越来越丰富了。
我对于中文阅读的研究兴趣源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作为中美两国教育部联合资助的代表团成员之一，我第一次到访中国内地。对于一个成长于美国中西部的乡下男孩来说，中国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所有人都穿着中山装，马路上满是自行车和行人，偶尔还会有驴车。呼呼冒烟的公交车和老旧的出租车穿行其间，而我看到的唯一一辆小汽车是有专门司机的苏制豪华轿车，里面坐的应该是一位重要人物。
在学校里，孩子们坐下时要背着手，回答老师提问时要起立，老师说“坐下”才能坐，看起来特别有纪律。即使在幼儿园也同样如此，哪怕我们这群外国人走进课堂、拍照、窃窃私语，孩子们也依然专注地面向老师。对于我们这些美国访问者来说，那些用于理解和反复的中文语调实在太难了。汉字博大精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很陌生，一个初学者要想记住并书写哪怕一个简单的汉字，都很难。
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中文阅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中文阅读的加工过程是中文独有的？还是和其他文字一样，是普遍适用的？《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共四卷，其中很多章节都在强调这一问题。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一问题的答案依赖于语言的抽象水平。当抽象水平足够高时，阅读加工过程基本可视为通用的。即书写系统如何表征语音与语义，对这一问题的深刻理解是熟练阅读任何一种语言的关键。当抽象水平处于初级语言加工时，语言间必然存在差异。看看汉字书写和英文书写的差异，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举个例子，大量研究都试图证明，阅读不同语言涉及的加工成分在一些儿童中很容易找到，而对于另一些儿童则是种挑战。
除初级加工外，文化、教育学传统以及语言的结构特征都可能导致语言使用的差异。一些学者指出，由于“象形性”或者缺少某种音—形关联，导致中文很难被理解；一些学者认为，华人和其他东亚人倾向于一种“不直接”或“非线性”的行文方式，这对“美式表达者”是一种挑战；还有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由于悠久的历史和尊师的传统，中文终生使用者常会出现“话语错配”（discoursemismatch），这使得中文学生在和其他语言使用者交流时很难“平等交换”。然而，上述学者们的观点很显然都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只要情境需要，中国学生总是可以顺利地与其他语言者展开热烈的讨论和沟通。
《国际儿童阅读研究丛书》完全覆盖了当代阅读研究的核心主题，也让中国读者得以深入了解这一研究领域。我有理由相信，这套丛书有助于全面提升中国的阅读教育、课程设计以及特殊需求儿童服务的品质。
理查德·安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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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阅读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