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姆等人（Holm & Dodd，1996）测查了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内地，越南和澳大利亚的大学生的语音意识。中国香港学生的成绩比其他3组更差，而有拼音学习经验的中国内地学生则表现良好。研究者（Cheungetal.，2001）比较了中国香港、中国广州和新西兰的同龄儿童的语音意识发展。新西兰儿童语言体系为英语，中国香港和广州的孩子们都讲粤语，并使用相同的书面语言系统，但中国广州儿童有学习拼音的早期经验。结果发现新西兰孩子的语音意识优于中国香港和广州的孩子，此外广州的孩子语音意识比香港的孩子更好。这表明，语言体系以及语音相关技能训练的经验都对于语音意识的发展有影响作用。
汉语阅读和其他相关影响因素
大量的研究表明，阅读过程涉及独特的语言加工过程和表征系统（Li，Anderson，Nagy & Zhang，2002；Hu & Catts，1998；Holm & Dodd，1996；Soik & Fletcher，2001）。语音意识是拼音文字体系下的儿童学习阅读过程中十分重要的能力（Goswami，1993；Perfitti，1991；Bradley & Bryant，1983）。英语中的单词与音位对应，其遵循形音转换规则，但是这些无法适用于汉语。汉语是以汉字作为书写的最小单元，同时语音处在单音节水平上。此外，汉字中有一部分是形音字，即汉字的一半是用于提供汉字语义信息的形旁，另外一半是提供汉字语音信息的声旁。例如，钢（gāng），左侧形旁为“钅”，表示金属相关的意思，而右侧的“冈”，则表示发音。汉字不存在字母与音素之间的联结，但是存在汉字—音节和汉字—语素的对应关系。
汉语被定义为语素—音节文字，其最小的发音单位是音节。汉字中有95%是合体字，而合体字中大部分由形旁和声旁组成，即由语义和语音部分组成（周晓林，2002）。其中，表形旁的成分提供了汉字语义类别范畴的线索，表声旁的组件提供了关于汉字语音的信息，但发音规则依赖于部件和整个汉字的语音规则性和语音一致性（Andersonetal.，2003）。因此，汉语儿童的语音意识可能是通过汉语的编码机制来影响儿童后期语言读写能力的发展。
在拼音文字中，字母基本与所表征的语音相映射，语音和语义之间的联系则是间接的。与之相对应的，在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体系里没有明确的语音和字形的对应规则，但是字形和语义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因此，基于语言特殊性原则，在中文阅读习得中语音意识的作用要弱于拼音文字系统，李文玲等人（Li，Anderson，Nagy & Zhang，2002）认为语素意识比语音意识对汉语儿童汉字识别能力的影响更深远。他们设计了一系列测试任务去考察一年级开始时阶段、一年级结束阶段、四年级开始阶段以及四年级结束阶段儿童的语音意识、语素意识和阅读熟练度。在对各个阶段的阅读流畅性变异的分析中，语素意识都比语音意识的解释率更大。例如，一年级开始阶段，在排除了语音意识的影响后，语素意识对阅读流畅性的解释率达到了22.6%，而语音意识对阅读流畅性的解释率，在排除了语素意识的影响后，虽然仍然显著，但解释率降低到了4.4%。在四年级开始阶段，语素意识和语音意识对阅读流畅性的解释率分别为37.5%和1.2%。另有研究者（Fu & Huang，2000）探讨了语音和语素训练对二年级低成就学生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语音意识和语素意识的训练可提高儿童的汉字识别能力。
由上述可知，语素意识和语音意识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然而，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例如，汉语拼音学习和语音意识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拼音学习和后期的读写能力存在怎样的关系。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收集了两批北京儿童的数据，考察了其包括语音意识、语素意识、拼音水平和汉语读写能力等各项能力。我们试图描绘一个可以解释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心理语言能力发展的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