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中华文学的第一个特色是其自始至终的创造性。钱穆先生曾在评论中指出“中国文学，一线相传，绵亘三千年以上。其疆境所被，凡中国文字所及，几莫不有平等之发展。故其体裁内容，复杂多变，举世莫匹。”（钱穆，2016）[6]他肯定了中华文学一新二变的创造性，肯定了其举世莫匹的世界影响。
（二）普遍性和传统性是中华文学的两大特点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论丛》中提出，“一普遍性，指其感被之广。二传统性，言其持续之久。其不受时地之限隔，即中国文化之特点所在。”（钱穆，2016）[7]其根源是中国文学与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钱先生的普遍性是指“空”，传统性是指“时”。中华文学的两大特点，构成了中华文学的时空观。
就空间而论，一是指地域之广，如《诗经》三百篇，雅颂可不论，涉及当时十五国风，“亦已经政府采诗之官，经过一番雅化工夫而写定”。说明中华文学创作的广泛性、群众性。《汉乐府》也是这样，它包括《吴楚汝南歌诗》15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9篇、《邯郸河间歌诗》4篇、《齐郑歌诗》4篇、《淮南歌诗》4篇、《左冯姗秦歌诗》3篇、《京兆尹秦歌诗》5篇、《河东蒲反歌诗》1篇、《雒阳歌诗》4篇、《河南周歌诗》7篇、《周谣歌诗》75篇、《周歌诗》2篇、《南郡歌诗》5篇。“此所谓汉乐府，亦即古者十五国风之遗意。”二是指文学体裁的范围之普遍，中华文学持有一特定的场合。就广义而言，文学分为四项：“唱”“说”“做”“写”。唱的文学，主要指诗歌之类；说的文学，主要指原始的神话故事小说，民间流传，又可称“听”的文学；做的文学，主要指表演的文学，如舞蹈与戏剧；写的文学，主要指文字表达的文学，又可称“读”的文学，这说明中华文学创作的全面性、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