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追求情节的艺术感染。中华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如前面提到的世界上最早的传记文学《史记》、四大名著小说等，之所以令人感动或引起读者的共鸣，主要是因为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和事件。而情节就是表现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生活事件。它表现了具有内在因果关系的人物活动及其形成的事件的进展过程，它以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为根据，经作家的概括并加以组织、结构而成，事件的因果关系更加突出，情节一般由开端、发展、**和结局四部分组成。当然，叙事文学作品并不单纯只有中国古代有，世界各国的文学都强调“情节”，然而中华文学中的“情节”创作有其特殊性。这不仅出现在世界上最长的叙事诗《格萨尔王传》中，像《诗经》《乐府诗》中收集的民间的诗歌，也都有一定的情节。中华文学中的小说，尤其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的情节更有其特殊性，在世界文学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例如，《三国演义》写了400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都是个性鲜明的不朽典型，而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却是通过诸如“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赤壁之战”“三气周瑜”“空城计”等一连串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表现出来的。而这些情节的安排，正源于作家创造性的写作过程，它使诸如中华古典四大名著小说成了不朽的传世遗产。
三是抒情写意的主体精神。中华文学创作有着指导思想，儒家以仁义为内容，倡导文学创作应把治国平天下作为首要任务；而道家则提倡抒情写意，使人超越社会，奔向自然，不再将大自然中的山川草木视为异己力量，而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喜爱、珍惜之情，这就是移情于自然，与自然交换生命，向大自然展示一种天人合一的广博而富有诗意的情怀（陈江风，2014）[16]。于是重视情感的真实抒发，不仅成为中华文学创作的一种精神，而且成为一种创作的技巧。完成这种技巧需要以语言文字为传情达意的工具。抒情写意的文学作品应用的语言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多义性，富于隐喻、暗示和象征，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前边提到过东汉的《古诗十九首》就是一例，被誉为“五言之冠冕”。从隋唐到宋朝，唐诗宋词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就是抒发作者的真挚情感，李白的诗就是抒情写意的典范之作。
四是塑造形象的语言导向。文学作品以语言作为艺术的材料和手段进行形象创造。换句话说，文学作品借助语言来塑造形象的艺术魅力，基于中国文字的中国语言在中华文学的创作中起着独特的导向作用。中华文学史的主流是诗和文。诗和文所表现的形象是有区别的，但塑造形象的共同倾向是语言的导向。首先，中华文学的表达以形象性、抒情性、美感性为特征，塑造形象的语言往往来自对日常生活语言的提炼、规范和再创造，是规范的中华民族共同语言的典型。因此，日常语言，尤其是口语中的俗语、谚语、歇后语等成分，加上适当的方言和适时的“专业”用语，就增加了中华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其次，中国文字构成的中国语言有许多特殊的句型，包括省略、倒装、跳脱等；语句排列组合中的句齐、对称、均衡、错落等美学要求，“形、音、义”中语音上讲究韵律节调和美动听的表现，增强了中华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感染性和教化性。最后，中华文学创作讲究修辞，通过修辞对中国语言单位的意义、结构、功能等加以变通，以形成超脱语义、语法乃至逻辑等常规的创新形式。正是修辞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促使中华文学中的人物风格的创造性和持久性，即修辞千变万化和日新月异，从而使塑造出生动、感人、共鸣形象的中华文学三千年相传而不朽。
五是形神兼备、虚实相生的美学追求。文艺作品追求的是美，创造的是美，而对文学创作中审美价值、审美特征和创造美规律的研究则构成了文学美学，并分为诗歌美学与小说美学。文艺创造美是有规律的，中华文学又是怎样创造美的呢？钱穆先生曾说过，西方分真善美为三，中国则一归之于善。从善出发，在文学中表达美，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形成了形神兼备和虚实相生的美学追求的重要性（钱穆，2016）[17]。西方人提倡逼真的“形似”论，而中华文学不仅讲形似，而且强调“形神”，这是由于中国文学家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向往广阔无垠的自由境界，于是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意境、意向等审美范畴。在儒、释、道三学的作用下，倡导用传神之笔追求“神似”，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出现了诸如李白《秋浦歌》那样的“神品”。西方人讲“美”，专就具体实在的指向，如希腊塑像必具三围，此属实物。而中华文学也讲实，认为实是创作的基础，同时强调“虚实相生”，“追求意境的”更高境界是“化虚为实”。于是“言志”突出了“情志”，“事胜”变成了“情胜”。例如，唐朝诗人王维的《山居秋暝》突出了安静纯朴的山村生活的环境美；岳飞的《满江红》表现出了壮怀激烈、爱国豪情的心灵美；柳宗元的《江雪》赞美了超尘绝俗、傲岸不屈的志趣美……所有这些，无一不是虚实相生或化虚为实的经典之作，都在追求独特的中国美学，也创造出各种各样美的意境和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