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载什么样的道？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表现。我们引用两本专著的论述来阐明文以载道的内涵。
邓天杰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提出了四个方面：一是“强烈的济世情怀”，中华文学创造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果；二是“深沉的忧患意识”，中华文学创作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作品；三是“深刻的人生之思”，中华文学撰写了探索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的文章；四是“以人为本的仁爱精神”，中华文学谱写出“仁民爱物”并处理好关于人民、国家、君主三者之间关系的大作。这四个方面以文载道丰富中华文学遗产，闪耀着古代文学家的智慧和创造力（邓天杰，2012）[13]。
陈江风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指出，在中国古代的文艺长廊中，有两大并行不悖的传统：一个传统偏重于作品的义理、抱负方面，要求为人生为政治而艺术；另一个传统强调抒发主体的思想感情，追求一种艺术人生（陈江风，2014）[14]。作者从三个方面对此做了论证。其一是古代文学艺术的哲学背景，中国哲学是“天人”哲学，作者阐述了道家的天人观、儒家的天人观，特别分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出它不仅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而且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人生最高觉悟的学说。其二是通过文学史中“文以明道”的作品，反映中华文学为人生为政治而抒发的思想感情。例如，隋之王通、唐初“四杰”的作品就具备了这样的特点，其中以韩愈的“志在古道”的创作思想影响最大。其三是文体的创新，说明中华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者指出无论是散文勃兴局面的形成，还是散文革新运动的兴起，都在说明中华文学有着以哲学为基础的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在革新传统的历程中，不断地创造和发展。
（四）中华文学追求艺术表现的技巧创新
中华文学之所以达到了艺术的巅峰，与其创作技巧不无关联。为撰写中华文学的创造性一章，我拜读了几部中国文学史，对中华文学的润色修饰、趣味交会、绵历悠久、融凝深广、澎湃气势等独创性的特色心领神会。按自己的学习体会，我认为中华文学追求艺术表现的技巧创新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独特取材的匠心表现。中华文学作品重视从题材中提炼主题，而主题是作品的灵魂。它是作品内容或艺术形象的基本观点或中心思想，一篇作品的质量高低、价值大小、作用强弱、影响好坏，主要取决于主题，艺术技巧是为主题服务的。所以，如何取材，如何提炼主题十分重要。中华文学，无论是诗词散文，还是小说戏剧，作者取材往往以自身为中心，以个人日常生活为题材，并联系家国天下，表达家国情怀。这种取材方法，显示出独特之匠心。所以，中华文学的作家之作品，往往是一本自传。例如，钱穆先生以诗人杜甫为例所云，“每一文学家，即其生平文学作品之结集，便成为其一生最翔实最真确之一部自传。……所谓文学不朽，必演进至此一阶段，即作品与作家融凝为一，而后始可无憾。”（钱穆，2016）[15]中国文学之理想最高境界，乃必由此作家，对于其本人之当身生活，有一番亲切体味。因为这种体味，出自作家的内心，经历了长期的陶冶与修养，有“钻之弥坚，仰之弥高”的境界，也就是说，这种独特选材的特点，在理想上达到了人己一致、内外一致的境界，形成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精神人文修养之一的特有创造性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