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时间而言，集中表现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中华文学之所以能继承，一是由中国文字决定的。以诗歌为例，《诗经》之后，演变为楚辞骚赋，又到汉代乐府，再到唐诗宋词，虽然诗体繁兴、变化多端，却逃不过四言、五言、七言、古近律绝，有着相似类同的趋势，这是由中国文字形、音、义的特点所决定的，于是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了下来。二是由中华文化决定的。古代文学的发展全貌和诸文体的演进，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以“人”为核心，追求人的完善，重视人的理性，渴望人与自然的和谐（邓天杰，2012）[8]。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从思想上一脉相承。继承是十分重要的，“推陈出新”中蕴含了丰富的哲理。如果中华文学没有坚实地推陈，就不可能有效地“出新”或具备创造性。在强调创新精神的同时，出新之前的推陈过程更为重要，这可能是钱穆先生把推陈的传统性作为中国文学两大特点之一的理由。推陈的实质就是继承，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华文学承上启下获得宝贵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在强调继承的同时，更应看到中华文学的创新。我曾拜读王瑶先生的《文学的新与变》，颇有启发。中华文学气运风尚是“史观”或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但就文学史的发展来说，则总脱不了新和变，这就是一部文学史的总说明，同时也是一篇好作品的必要条件”（王瑶，2008）[9]。这正说明中华文学创新趋势的主旋律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古人在文学评论上曾写道“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这正表明了中华文学创作时求新追变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们还在中华文学史中看到，继承的目的在于创新，而创新应当以解决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为最终目标。我们所说的一代又一代文学发展的新问题，不仅是文体或文学思潮的特征，而且就语言来说，它本是多义的，但在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创作中，作为载体，其内涵也会逐渐丰富起来，像王瑶先生指出的，因为侧艳之词本来源于晋宋乐府，而自齐永明以来，文人为文又皆用宫商音韵，所以《庾肩吾传》说“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于是新的意义便多指新声，同时自宋齐以来，文章侈言用事（王瑶，2008）[10]。这里诠释了中国诗词一代代创新的缘由。
（三）文以载道的教化理念
在谈到今天的语文教学时，我曾多次强调要“文道结合”（林崇德，2016）[11]，这个观念来自中国文学史的“文以载道”的理念。
在中国文学史中，“文以载道”是由宋代理学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周敦颐提出来的，他在《通书·文辞》中曾说，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法，实也。……不知务道法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其意为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文道双重。文以载道的中华文学特色，使得中国古代把培养良好道法、疏导心理能量、维护心理平衡、协调社会关系当作文艺作品的首要任务，并形成了文人自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这一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陈江风，2014）[12]。如前所述，孔子把《诗经》三百篇作为道法教育的教材，正反映《诗经》以“载道”的事实，而文道双重之《诗经》的创造性我们在前文已讲，这里不再赘述了。又如，《楚辞》中屈原的《离骚》，分为前后篇：前半篇表达了对国家（楚）命运的关怀、要求革新的政治愿望和坚持理想不屈不挠斗争的意志；后半篇写了神游天上并准备以身殉国的爱国情感，这是典型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学名著。《离骚》展示了中华文学的创造性，它运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话传说和丰富的创造性想象，形成绚烂的文采和宏伟的结构，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学文道双重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