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细微的征兆向我们进一步展示道德的更多方面，那就是人的情绪的征兆，还有在情感资源被践踏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反应。这正是驻扎在阿尔萨斯的德国政府官员所采用的聪明办法。在战争开始后的头几个月里，他们想要检验一下当地居民的忠诚程度。因此，他们到处走动，询问居民们对“辉煌胜利”的看法。官员们所表达出来的热忱的态度或者对热忱的渴望，只是为了掩饰谨慎的嘴巴绝口不提的秘密。诚然，对于领导者来说，情感流露的瞬间，最容易因泄露秘密而遭受攻击。领导要么听取人民的意见，要么疏远他们。而当道德正处于低潮时，人们已经失去听从命令的耐心，正如一个不受欢迎的演员，在表演感人的一段情节时被观众的嘘声轰下台是最危险的一样。俄国人的情绪向我们明白无误地表达着这样的信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再也不会害怕建立自己的政府了！”在一些纳粹德军占领区，德国军官强行要求男人向他们行礼——也要求妇女向他们行礼。［4］据说，他们还要求人们在行礼的时候必须要面带“顺从和欣然”的表情，为什么一定要带着“顺从和欣然”的表情呢？因为这是道德的象征。敬礼动作所传达出来的精神要比实际情况多，德国军官似乎认为，只要他们成功地控制人们的礼节，就意味着成功地实现了用暴力手段压制人们的精神的目的，道德在被强制服从的精神中得以体现，强烈的自由意志将活泼与尊严的感觉加到对人的要求之上。
这样，对于热爱自由的人们来说，即使是最刻板的军队生活也会成为他们的一种可见的自由的模式。无论命令多么神通广大，在人的灵魂深处最终总有一种感觉并不是靠命令得到的，而只能以给予的方式获得。战争动员的有效与无效之间的所有差别就在于，政府或命令能否成功地将这种自由的贡献加到人们规定的职责上。
不过，一种善的道德的最佳表现是，各个等级的军官在说出真相时所体会到的自由的感觉，无论是针对将来工作的艰巨性，还是参与过程中的失败。
当看到德军的最高命令将朝向玛恩的“撤退”说成是夺取“新的高地”时，我们可以解读出这个标志着其野心的苦心孤诣的用语背后隐藏的真正含义是，他们对自己民族道德的恐惧。大家知道，许多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将自身的感受看作一剂苦口良药；通常情况下，发生困惑的是政治家的道德，而非公众的道德。在接近1918年3月21日的几天里，关于英军五十师的灾难性的噩耗频频传来，因之，英格兰和加拿大的招募新兵的规模陡然激增，由此可见，声明和审查的工作必须谨慎小心。人类的头脑对事物具有理解力并试图预见未来，而在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的偶然性面前，它却变得困惑了，主要是害怕离真理越来越远。
原因是，事态发展的趋向所体现出来的第一个征候是，企图从外部操控道德，那么任何事情由于立即获得了目的性而被承认，然而从事实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任何一个宣称要援助道德的机构，任何一种决意重新振兴摇摇欲坠的或沉睡的道德的运动，都将部分地（我没有说完全地）挫败自己的意图，因为上述针对道德的举措实际上立即在它所故意指向的受益者旁边建立了一种保卫和审查的机制。举例来说，对于三个人的意志状态而言，道德的演变只能依靠人自身，以及人对自己的数字的反应。而德国人认为，灵魂可以通过科学管理而加以控制，这样的想法从根本上就错了。
实际上，道德越是善的，从功利主义的价值角度来看，道德就越神秘莫测，难以捉摸。不可否认，在果敢的、毫不犹豫的宣言的影响力当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而这一宣言的提出是为了扭转局面以加强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使其有能力作出牺牲或应对紧急事件。没有人能触及一个军队或国家的道德源泉的最深处，因为就连军队或国家自己也找不到一条公正合法的依据，以证明人们处理他们笃信的问题的可能性。曾经有一些时候，人们似乎特别嗜好承受痛苦，从他们自己的行为来看，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折磨人的命运莫过于有机会面对死神，或者承受非人的压力。这一思想状态不是自发地存在的，而是道德的极致体现，只有当机遇拨动了人的神经，从而激起超现世的人类意识和潜意识时，这一思想状态才会出现。通常情况下，它只出现在领袖所发布的命令中，因为领袖本人愿意迎接他分配给后继者们的任务所带来的挑战。这就是艾尔弗雷德将军的神奇之处：他向上司主动请命与丹麦作战，事实上，他没有任何作战的把握，有的只是他头脑中对前景的想象力——
看，天空正在布满阴霾，
海水也在盈溢。
对所有具备更大意图的战争来说，道德是一种信仰；道德的逻辑就是庄重而深邃的人类信念的逻辑。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道德——不同于动机的公正——是永无止境的，除非战争的目的被完整无缺地保存在毫不伪装的人类的道德感中。这就是在事物更深的层面上为更好的正义观念的优势积累所做的准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