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大的组织里，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的，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入境”的状态。说明如下：首先，对于人的思想来说，相较于对思想自身的笃信而言，它更倾向于根据冲动和暗示来进行思维活动。其次，对于军队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他们通过一系列自身无法掌控的事件来确立其在队伍中的地位，而且必须这样做下去，因为他们无退路可循。旧政权的所有军队总是秉持这样一条原则：“无论如何一定要将人放到环境中去，因为环境会使他们留下来而不溃散，而自我保护的天性会使他们持续战斗下去。”这条原则揭示出人性的张力：我们可以指望那些被无论什么样的环境卷入的士兵在死亡的边缘奋力搏击。但是，单凭这种精神去构筑战争显然是不充分的，领导人战死，以及极端缺乏民主的纪律，这些都很容易引起恐慌。我们的国家或军队越少拥有这种精神越好。真正有价值的道德是能够构筑战争本身并摆脱一切羁绊的道德。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道德中的一个不太活跃的因素——严阵以待，与积极准备行动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这一道德要素时常是一种更难以秉持的美德。尤其是在完全无法预测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耐心对于那些跃跃欲试、心急火燎的人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进一步来说，急躁冒进，擅自违命行事，在要求大规模撤退的时候抗令不从，诸如此类的表现甚至属于道德的对立面。这表明，对于这类人来说，除非用和缓的或阿谀奉承的言语来刺激他们接着前进，否则很难将他们稳住。这样的思想状态会使发号施令的军官陷入一种严重的窘境，甚至作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进攻决策。［3］
道德的性质无法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来加以检验。目前的一些暂时可行的心智测试手段，只能用来判断一个士兵到底有没有当兵的前途，而无法检验那些最关键的道德要素。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最大的差异性就在于耐久力的不同，但是耐久力是无法在实验室里被检测出来的，除非个别情形。一场战役或运动的最终结果要看剩余的一些人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的表现，但是，这种被逼到绝路上的、临危授命的“当下”情况不可能在实验室里被人为地制造出来，无论使用多么严格的方法。另一个证明实验室手段之局限性的例子是，在强硬果断的领导人的影响力的感召下，士兵所迸发出来的威力是不可限量的——任何人的价值在伟大的领导力的魔法作用下会发生数十倍的增长。显而易见，在实验室的极度沉闷的环境下，我们无法检测到单个人的爆发力到底有多么强大。
然而人是可以立即感受到道德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并清楚地知道道德的表征及其大小：一个排对新增任务的应变能力，一个营在突围时对未加解释的拖延的接受程度，或者一个人对层出不穷的战时命令的服从情况，等等。人的性格禀性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以显现：对命令自愿接受的快慢；对越来越严酷的要求——或者只是个动议的接受方式；购买债券和支付额外税收；在小的享受方面自愿地克制的结果；克服内部分歧所作的部署；对战争工作道路上的障碍的态度；加在公司员工身上的压力所产生的并不显著的结果；对人的清醒而公正的判断；在没有什么人的远见能够完全规避错误的情况下，允许准备工作出现稍许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