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发现少校艾尔汀治认为，群众情感的趋向能够控制思想并形成自己的观点，从而成为一种塑造军队道德的法则。下面我们来看，这一方法在公众中的普遍应用，以及针对战争的核心问题的应用：
在目前的伟大的欧洲战争中，涌现出相当多的文章，这些文章证明了论辩的两派中的某一派观点的正确性。这些文章的写作并不是出于无知，也不是由于作者无端地盲从自己的情感而缺乏判断力。恰恰相反，作者都是来自大学的教授，以及文学界和科学界的人士，他们代表着世界上最高超的智慧，最好的教育水平以及最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当然，对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因为各自的观点无法摆脱其自身的情感色彩，从而使推理的最终结果明显地导向他自己那一边。
德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作战就是为了保卫自由，甚至是为了保卫家园。而同盟国家则同样强烈地认为自己代表着正义，是德国肆意地侵略他们。双方最好的头脑都被情感所蒙蔽了……
当战争结束，摆脱了情感冲突的影响，作家们和历史学家们在他们自己的研究氛围中平静地写作。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才能发现，在战争中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理性的推理，仅仅是根据对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的担忧，提出了诸如侵略、虚荣、骄傲，以及渴望自我扩张和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获得政治报酬等心态。这显然不是理性推理所能得出的结果。
一本书很难进一步把敌人的动机和我们的动机都还原到同样的道德水平，因为这样做无疑会从根本上摧毁军队和国家的道德。作者自然不会有此意图，他仅仅是被“大众心理学”的魔力所误导。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大众心理学”道出了许多人本性中真实的东西，但是，它还远远不足以提供一个完备的真理，因为它完全没有观察到所有重要的和长期的行为——笃信和思想者的合理信仰——的中枢神经。
由于冲动，或者由于接受了一些无须反省的信条，群众会作出一些非理性的事情。但是，一支军队并不是一个人群，一个国家就更不是了。一群乌合之众或者一个人群，是由低于所有成员的平均水平的智力领导的。而军队和国家是一个非常有组织的人群，是由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力所控制的。那种促使（必然促使）他们巨大的动力服务于伟大的战争目标的本能，是智力的奴隶，而不是主人。
人类也许只有一点点资格被称为“理性的动物”。依我们之见，他有十分之九的冲动和十分之一的理性或反思。但是，这十分之一的理性具有积累的优势。今天的想法和明天的另一个想法，比如说：这儿的疑问，那儿的怀疑，这个事件或那个交谈激发出的想法等，所有这些想法一方面构筑它们自己，另一方面形成我们生活的控制结构。我阅读今天的报纸所获得的印象消失了，或者看上去消失了，我也无法记起昨天看的东西。但是阅读加强或者削弱了使意图指向动机的信仰。船舵没有必要摆来摆去，给定一个偏转角度，将改变整个航行路线，直到航海结束。
自发的情感既无法可靠地支持行动，也无法指引控制——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如果一个人尝试着将自己的情感向他想达到的“巅峰状态”转化，或者认为他在一些场合——比如说，婚礼，他自己的婚礼，大灾难，甚至是死亡——里能够直接体会到这种状态，那么这恰好证明了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当一个说者明显地表达出对情感的诉求时，听者会感到有些害羞，这种情况是又一佐证。情感本质上是自由的、私人的和稍纵即逝的。它的功能就是在所知与所为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可以不需要感情就建立这种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对于自由而智慧的人来说，对他提出的惟一正当的要求就是顺其所想。当一个人在讲述故事，或者在表达自己的论点时，他自己的感觉会引导着他的想法毫不费力地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