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指向环境的动物艺术的规则也许有一个例外。在改变人类的外部世界的时候，人类确实是在有意地改变自己。在遇到不如意的条件——食物匮乏、危险等——时，低等动物会尽力改变这样的环境。人类也会类似地这样做，但有时也会有另外的反应：“也许我自己也应该作出改变。”食物的匮乏促使他们更有长远打算或更节俭，危险会提醒他们更加小心。如果一只野兽受到威胁，它或者反抗或者退却；如果人受到威胁，他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也会责备自己的恐惧或愤怒。
人类就这样使自己成为艺术重建的客体，这是人类特有的艺术。在世界中，无论为生产更好的人类个体（无论是为了物种的利益，还是为了个体自身的终结）做了什么事，人类都是其中的行为者之一：不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由他来做这件事的。他成了自己的本质和事件的可能性的判断者。只要与人类有关，“进化”的任务就被交到了人类的手里。
我并不是说，人类是惟一拥有自己创造的一部分的动物。应该这样解释，每一个有机体都能够建设自己，能够在受伤后再造自我，修养自身，在无数生命的尽头挣扎，发展自己——生长。正如我们所说的，它可以是进化的参与者。但是，在所有上面描述的类似的情况中，只有人类是带着有意识的目的去做这些事的，即，不仅检查和维护自己的身体，而且检查和维护自己的精神，而且这个过程是根据一个预先形成的理念——本来应当是怎样的。人之为人在于人具备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的具备将人自身带入艺术的领域，作为判断、改变和改进的客体。
正如我们所发现的，人类相应地也是艺术的产物，无论好坏，他们都必须是这样的。自然界创造了我们，社会行为和我们自己的影响必定持续地塑造我们。任何为了“自然”而拒绝艺术的企图只能导致虚假的自然，而这种虚假的自然远不是真正的自然的艺术作品，也远不符合后者。
而且，随着自我意识的变化，再造行为的数量和程度也会变化。自我意识会不断增加。M.柏格森强烈主张意识（包括自我意识）没有量的多少。［1］但是我必须作出判断：人类历史在极少方面显示出毫无疑问的增长，我们必须把自我意识的程度和界限包括进去。不管心理学是什么，只有有自我意识的人才能发展出这样的科学。这门科学的相对晚出，以及文学和所有精湛的艺术中的主观或内省的元素的持续进展，都是人类自我意识增长的标志。这种增加给了我们进一步的暗示和结论，人类重塑的艺术有非常明确的特征，已经将它的偶然性的开端远远地甩到身后，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或一组制度。
在早期人类中，人类本性的形成必须以独特的、批评和赞美的表达方式传承下来，持续不断地在人类团体中传播。因此，行为（正如它依然作用于我们的身上一样）像是上百万的棒槌去使每一个成员都靠近社会人心的要求。只要有语言存在，正如一本确立了意义的杂志，都会有赞美和责备的用语体系，引导和规划着社会的进程。
这套词汇的存在只是为了拥有一种持续的、无法逃避的力量。但是，当一个协调的中介机构（比如说，大众宗教，为了他们的利益，假定了精心编造的宣传，并给予他们所有时间、空间、奇迹和恐惧的分量）出现时，当时的理念的影响就会成倍增加。
没有人能对其同伴对他的要求完全漠不关心，但是上帝（有不为人知的力量，可以伤害也可以赐福）的高压式的和敏锐的命令，将整个事件抬高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层面。许多世纪以来，宗教一直是人类成熟的自觉和自律的储藏室。因为，在尝试看清自己（正如上帝曾经看他）的努力中，人类变得越来越热中于强调自我意识，越来越积极地塑造自己。现在，在原先的机构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它的分支：政治、教育、立法和刑罚的艺术，作为重塑人性的独立的机构。
这些机构如此不同，以至于相互之间失去联系。家庭怎样教育孩子，公民的状况，领圣餐者的教堂，年轻人的兄弟会，士兵的军队，工人的工厂规则，同志中的狂饮者，这些都没有显著的一致性。无法确定他们中的什么人与某个人一致，而这个人会反过来假设所有这些特征，也会打算创造自己。然而，在所有上述的情况中，人的自然材料是一样的。尽管有可塑性，但它仍保持自己的特征。虽然多样，在放在它上面的模具中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看上去是顺从的，但对外界规范的接受也是试探性的。从长远来看，重塑人性的标准必须是人性自身。尽管它想要成为什么的预感还很模糊，这个预感就是它最终的向导；对它作出指示的声音越含糊，它就越需要一个可信的诠释者。
满足这种需要正是哲学的特殊责任。它的职责是，对人类各种各样的实验性的自我批评作出评判。它应该使人类命运的预兆变得清晰明了，并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提供理性的声音。哲学科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当然不只是心理学本身）思考人以及如何塑造人，并因之使它们自己成为“人类特有的艺术”的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