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性中，好战的天性总是将它的“对象”“客体化”，甚至到了将像“难打开的门”这样的语句也省略掉的地步。这种“客体化”的做法并不总是科学的。而且，如若好战性的对象是非生命体，那么，这种做法也是不符合经验常识的，试想，当好战性以“勇气”或者“热情”的形式被保留下来，它的那种喜欢追根究底的精神气质将会被逐渐代替。另一个方面，只要所遇到的障碍是个人性的，或者说与单个人有关的，那么，愤怒的情绪总会有其存在的一席之地。也就是说，当各种说服手段都宣告失败以后，事先预设的坏的情绪将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处理的事实。从正常的关系到敌对的关系的变化过程通常是缓慢的、牵强的，是事件积累后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关系的转化不能被简单说成是个人行为上的一种改变，而应该是由假想、观念和希望所构成的整体系统在相互关系不断展开的前提下的一种改变。当相互关系演变到敌对关系的地步时，我们希望能够以希望对抗希望，哪怕只是一段时间的对抗，接着我们发出最后通牒，然后是破釜沉舟地相互拼命，既然对话或协商的裂痕已无法补救，那么“这个世界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从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人的好战天性首先必须从事实和原因两个方面“肯定自己”。要想平息一个人的愤怒，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向他详实地展现他自己的前提预设的错误之处。第二点，虽然好战性的具体情境是物质的或物化的，但它总是需要有一个“精神上的动机”作为其行动的支撑。这种“精神上的动机”不是体现在财产被盗的事件上，而恰恰体现在偷盗过程中的偷盗行为上，因而它经常采用的一句话是“你应该做”。
动物和孩子为了想要的东西打架，仅仅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根本不会涉及“正义”范畴内的良心谴责问题。而成人却很少有这样纯粹的轻率的行为。面对受害者，最厚颜无耻的强盗也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促使他试图弄明白，自己的权利是否被侵犯了，无论以何种方式，如果不是个人侵犯了他的权利，那么就是社会侵犯了他的权利。然而结果是：狼审问小羊，结果却发现了自己的罪。
诚然，深思熟虑和经验丰富的罪犯非常反感沉重的伪善，并扔掉了假面具，明目张胆地干坏事。但是，对于德国领导人来说，如果没有一个正义的理由，即“他们的战争是一场抵御侵略的正义之战”，那么他们无论是在1870年还是现在，都无法取得国家的胜利。并且，随着事实逐渐取代了现在被认为是建立在精心编造的基础上的谎言，同盟国家作战的意图被削弱了，如果不是由于义愤促使他们为自己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斗争，这种作战的意图会削弱得更快。
因此，成年人所表现出来的义愤总是具备“道义上的义愤填膺”的前提预设。这就表明：战争本能实际上是一种“公正”的利益之争，而不是一种洞见道德差别的能力。“愚蠢”本身并不能引起人的不满，但是，如果假定人和动物都不应该愚蠢，并且大家都公认这一点，那么“愚蠢”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有一点需要补充，作为**的一种形式，义愤经常是高度忘我的、普遍的经验；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状态，它放弃了善意的体谅，不再试图挽救双方所剩无几的礼貌和关系，把谨慎抛到了九霄云外，从而为前进扫除一切障碍。这样的做法经常会面临巨大的危险，而且需要付出许多努力，而这些都是谨慎的中立立场或折中主义可以避免的。一种人会义愤填膺，另一种人不会有任何激越的情绪，如果在这两种人之间作出选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谁也不想做一个唯唯诺诺的人。
只有在高尚的人中，愤怒才显得高尚。当一个人爆发出愤怒的情绪时，伴随产生的是失败的迹象被明显地突出出来。对根本原则的服从并不是建设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旨。对别的国家的好战态度也有与人的愤怒一样的情况，即它是一种终极手段，是“致命思想”的体现，如果不是现在，也应该是过去的某个时候。如果两国的关系最终破裂了，那么，与其维持一种虚伪的友善，不如光明正大地承认它，甚至可以发动战争——如果一方认为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进一步说，在战争中，如果好战的天性与人的社会情感和自尊联系在了一起，那么它就具备了近乎“宗教”的尊严。说明如下：
首先，对好战性非常有必要的是，社会权威和公众舆论对它的认肯。如果一个人为自己个人的战役而战，那么他必须能对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这对于他不能不说是一种沉重的道义负担。但是，群体性的战争行为就不同了，对于作战团体中的一个单个的人来说，他能够直接从身旁的战友的眼中得到对自己的认肯。外界对他的普遍认同淡化了对他来说本来很重要的自我认同问题，因而他带着一种信徒的狂热相信这种认同方式的合理性。
其次，对于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来说，他的战斗精神离不开“道德因素”的支持。无论是什么样的动机，当一个人想要与其他人达成相同的动机的话，他必须首先获得一种道德支持，原因很简单，因为道德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动机。一个人能够对团结精神、忠诚、勤劳以及牺牲精神产生真正的热爱，其实是在用这些精神本身的特质去激发它们自身。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我们首先要把原来的那种“人对动机的依赖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当我们认为一个动机是好的时，只有一个理由，即我们是无私地、完全地投入这个动机当中去的，而不是说，正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动机是好的，才为其献身。总之，人的动物性冲动是由其自身激发起来的，并自动地认同和维持战争冲动。
最后，“崇高庄严”的精神既来自人的社会性本能，又服从于社会性本能，而且它实际上是真实存在的。无论战争的动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战争总是需要勇气和绝对的献身精神。由此发展出了不同等级的兄弟关系，以及紧密的民族关系，这两种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推动力。因为，这两种关系可以汇聚许多人的意志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去服务于一个新的目标。从理论方面看，我们有两点发现，一是私人利害关系的微不足道，二是公众利益的生命力；从实践方面看，也有两点，一是事实上的不舒适感，二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拴在平庸的工作上，这实际上已给他造成了损失。上述的四点促使我们对“存在”进行重新评价，同时标志着个人的发展的新篇章的开始。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我们当中的人说，任何人愿意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动机都是值得尊敬的。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看，出于某种动机而甘愿牺牲的自愿行为是值得尊重的；而把自愿牺牲当作一种用以掩饰不明动机的借口时，就不值得我们尊重了。如果一个人积极地将自己的道德贡献服务于国家理想，同时只相信对含有责任和信仰的爱国主义的权威证明，那么毫无疑问的是，他很有可能忽视或者弱化对非主流问题——其特点在于能够显露出整个时局向正面发展还是向负面发展的迹象——的考察。然而，恰恰是对覆盖整个战争动员的群体性情结的感情和美德的充分认可的出现，造成了对大众心理的主要危害。我们已说过，当好战性与爱国主义联合起来时，它需要具备一种近似宗教性的尊严。但是，无论具备与否，它必然要求尊严依赖于一些超越情感和本能的限制之外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情感和本能就无法为一种永恒的道德——价值的虚伪表象是真正的价值的最糟糕的敌人——提供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