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战争经验都被求知欲以及人格的广大外延所掌控了。这也是为什么战争中持久的战斗力不像普通的争吵那样轻易爆发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持久的战斗力不仅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而且非常严肃，举足轻重，不可轻易决断；第二，战争的背景或动机越隐匿，越要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我们的直觉意识到，战争所体现的不是人际关系，而是国家间的关系。这一点在事实上也不易混淆，比如说，在战争中，一个人奉命去杀另一个人并不是由于个人的恩怨——不过，正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干扰我们的这种判断。那么，我们不难看出，战争的本能实际上是服务于人的社会性的。群体性的效忠，再加上对冒险天生的热爱，将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积怨完全掩盖掉了，这一现象在战争中是普遍存在的。
然而，除非士兵和国民都能感觉到，无论与敌人之间有多少障蔽，敌人的行为实质上已经触怒了他们的人格尊严，否则健全持久的道德是无法存在的。弗莱格先生著名的海报上曾有这么一幅名为“将事实告诉海军士兵”的画，上面画着一位当时的骑士将外套脱下来愤怒地掷向一则流言传单的情形。该流言称，在几千里的陆地和海域上充满着暴力和堕落。学者们经常争论，用于规约个人的道德法则是否也适用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道德判断。从浅显的心理学来看，任何国家的战争思想，都会将敌对国家的行为断定为威胁的、不人道的、奸诈的、傲慢无礼的，或者是不能容忍的。正如对单个人的行为的道德判断一样，国家必须以同样的手段探究百万大军中的每一个人心中的道德根源。无论多么险恶，外交犯罪看上去总是文质彬彬的，故他们一般不会触怒公众，除非他们在个人暴行中的表现给人们提供了有形的证据。因此，道德的心理学规则是约束个人好战天性的规则中首要的一条。
在处理障碍的两三种方法中，好战的天性是其中的一种。面对障碍，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放弃、绕行，或者撤退，而好战性却是一种必须付出更大努力的办法。不过，这种办法发挥作用的前提是，需要有可以调动的能量，因为一个筋疲力尽的人已经没有力气愤怒了。事实上，人的好战性最初是从人的本性中发展出来的，它是作为一种动态储备以帮助遇到困难的其他人的天性。它将采取一种非常适度的形式，正如人为了打开一扇很难开的门时所付出的适当的力量，而不是不择手段以至于弄坏了门本身。另外，我们把从一些人身上流露出的**称为“亵渎的极限”，这标志着储备力量开始传输了。换句话说，当存在两种典型的人性的**时，其中的一个会增加它的传输水平。在整个传输过程中，我们发现，新增加的能量受人的目的或意图的支配，与此同时，身体上的扰动是为了使器官更能胜任强健而持续的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