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一般地来说，价值的公共要素是“为善”的观念。我们更容易看到，为善是一种值得向往的事件状态，而不是某一特定的值得向往的事件状态。为善要求一个人首先清楚什么事值得做，什么事有独立于实现过程的价值。接着要明白，它具有额外的价值——给我“有效性”的感觉，即我的“想法”已经成真。但是，我们想要探明的正是这种预设的价值特性：什么构成了我的观念中对客体的愿望？价值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坚持认为，价值就在客体中，是终极本质，并且价值有终点。而相对主义则坚持认为，价值是客体与我的福利、我的直觉、我的愿望、愿望、直觉等之间的关系，被假定是给定的事实（除非像上面所做的尝试那样，去分析其生理基础，否则就没有什么东西可谈了）。我坚持认为，这两种解决方法最终只会导致放弃问题。对于我们所想的，并不是在无助地空想，而是有建设性的。因此，每个既定的对象都可以设定现实机制上的刺激。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对意识本身作出解释，而且——正像我们所坚持的——在一般意义上，每一种解释与所有情况的愿望都是一致的。我们必须探究独立的善的本质，正像它呈现给意识的那样。例如，假设我喜欢音乐，并且投身到音乐的创作之中，我会获得一种对成就的满足感。但是，在音乐中还存在一种先在的满足。我所假定的先在的满足即是一种为善的情形。因此，我认为，音乐的价值在于，它在我们的耳朵（依康德的看法）、我们的想象面前展现了一个微茫依稀的世界。音乐的价值在于，通过一系列遵循我们思想的音调的载体，在模糊而具体的情景和情绪中，随着思考的成熟引发我们经验中的全部事实。音乐不得不寻求与世界更加协调更加理想的建议，去处理感觉中的强度、数量以及相互关系，以作出更加令人愉快的调整。应该说，我们更基本的感观满足也是如此。基于此，我们就可以公平地对待现实主义和相对主义了。在现实主义看来，欲望由善规定，而善又被自身所规定；在相对主义看来，善被欲望所规定。就我们的观点来看，善不是被自身规定的，而是与我们相联系的，对我们来说，也不是注定要渴望什么的存在，而是作为能够被思考和认知的存在，事情的全部过程都蕴涵其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善是客观的。
［3］直觉有时被称为无意识理性，不是因为在运用过程中有真实的三段论，而是因为在达到对意识而言是快乐的东西的时候，意识就达到了对自然而言是合适的东西。似乎它懂得并计划其行为的效果。对于那些在快乐是对合适的事实的模糊认识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语的人来说，很难假定这会将所谓快乐价值还原到认知功能的层面，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未经过认真反思的过程。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假定意识的最终意义和自然意义是一致的：这样说也许过于简单了，但绝不缺乏真实性。
［4］我们也同意他对演讲能力带来的地位的肯定。这种包含在我们的行为中的“发生”刺激，除非它注定是要参与一个更复杂的取向，否则它不会是自然地存在于我们自身的。Thorndike对此做了恰当的描述，认为它最初只是作为一个无目的的刺激出现（参见《人的原始本性》，135～138页），但是，它却是具有更加复杂的取向的许多普通的事实之一。这些事实的构成要素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以独立和审慎的方式将自身结合起来。这些与其最初的无目的性是非常符合的，包括语言刺激，应该成为其更具体的一部分，成为它的原因、社会性或政治能力。
行为主义以另外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关系。约翰·R.沃特森（）说：“缺乏语言习性使动物区别于人”，他声明道，“我们不谈论理性，因为我们不认为它是人类行为的真实类型，它只是一种语言习性的特殊形式”。（《行为》，1914，321、319页）
［5］桑戴克：《原始的人性》，22页。
［6］我说“不可避免”，但请注意，“不可避免”这个词表示它会发生，而不是对你的侵入大声咆哮，以此来呼吁你的智慧和自控。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也许会被认为是整个的起源问题。这样的呼吁只有在接收者是自由和强大的时候才会发生。例如，正如我们所说的心理医生之类的。反过来说，只有当团体成员能够以“应该”的方式接近时，他们才被当作自由的人来看待。
［7］建立一个符号系统，通常会有一些符号不能达成统一。因为如果想使某些符号相互一致，必须保证其他符号已经被理解了。这些必须当作充满希望的冒险行为而被抛弃。首先要完全理解并接受，然后才能成功地使用。符号“应该”就应该这样处理。
选译自［美］W.E.霍金:《人的本性及其再造》第1、12、13、14章,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23。梁晓杰、牛冬梅译,万俊人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