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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是一种稍稍露骨的说法，但是在女性的勤劳品质被高度评价的阶层中，“嫁入”自然而然地被推后举行，而“婿入”则不得不尽早完成。其中的原因在于“婿入”是男方前去“讨媳妇”的方法。然而过去也曾经有过“婿入”仪式越来越受到重视且得到重大发展的时代，这与“嫁入”并无不同。也就是说，如果女方家长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并且不能满足其条件就会遭到拒绝的话，那么公开之前的“私婚”就是极其不稳定甚至是危险重重的。这就意味着有必要以“婿入”作为婚姻开始这一点与此后的“嫁入”(作为婚姻开始)相同，但是实际上父母的亲情一直以来都会对其进行干涉，为了心爱的孩子，在为其制定万全之策上不会有丝毫的怠慢。哪怕在以放纵为荣的才女文学期的婚姻生活中，至少母亲毫不知情的“私婚”是极少能够实现的。只不过按照当时的风俗，不允许公开询问男方的姓名而已，有些文献中甚至记录道，女孩子尽可能地收拾行装焦急等待着“tokoroarawashi”之夜的到来，将新郎的鞋履抱在怀中，兴奋得彻夜难眠。然而读一读《狂言记》等文献就能够看出，这一“koimuko”①“honsomuko”②的黄金时代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一现象在农夫们的平凡小家庭中究竟普及到了何种程度还是一个尚未明确的问题，但直到今天，远近各个岛屿上还有许多在父母的容许下奔走于自家和女方家的新郎，如此可以大致推测出，如今将“嫁入”视为正式仪式的各个村落也曾经经历过上述阶段。但是不能据此事实就判断为娘家亲戚权力的优越。如前所述，这只不过是长期利用家中女儿的勤劳，作为最终安全将其送入安乐之家成为一家主妇的一种手段而选择的方式罢了。

与当今的“嫁入”起点式婚姻进行比较的话，“婿入”本位式婚姻中还存在着若干内容上的古风残留。“媒人”这一特定的人物并不会竭尽全力往来奔走是其一；各方父母都不会多言，换句话说，男方自己的判断发挥了更强的作用，这是其二。此外，女方的才能与心性相对较为准确地为男方所把握，这也是一个事实，其中也有男方暗自帮助女方提高学识，甚至让女方代为书写情书的回信，总之需要自己主动抓住对方的心。此外，另一个特征是仍然有潜在的群体的引导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其他地方突然到来的男子会遭到威胁和戏弄，而本地出生的男子却会得到各种帮衬。当然，最初的选择会遭到干涉和批评，但是一旦被认定为般配的夫妇，其未来便可期。至少是那些毫无理由就要分家的人必须要做好永远离开这片土地的心理准备。虽然从外部来看，住所的孤立必然是影响婚姻持久的不安定因素，但村中有耳聪目明之人监督着，也有伶牙俐齿之人随时指正，多多少少都能够弥补父母在监管方面的不足。

这些都属于即将灭亡的婚姻团体的余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机构虽然有一些缺陷，却在与漫长岁月的不断对抗中最终幸存下来的理由。如果能够将与新时代的感觉相契合的内容甄别并保存下来的话，那么也不必将所有的旧习都一概摒弃，但若要付诸实践，对婚姻史的论述必须更加客观。虽然学校与家庭的性别教育极其不完善，但过去承担这一任务的同龄团体的“实践”却也稍稍有些过火了。哪怕是加上诸多的限制条件也要复活这些团体的话，恐怕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的就是“青年会”“处女会”自己。而如今以“嫁入”为中心的婚姻法利用了女性容易获得满足的心理，只是为了将来的容身之处，就牺牲了一切具有积极意义的利益，并压制了一切“miai”和“婿入”等其他方法，这虽然是事实，但归根结底，究竟能否让与农民身份不符的“深闺淑女主义”不必暴露在危险中，同时还能利用新的选择自由呢?为了能够依靠自己的鉴别能力对配偶做出无悔的选择，仅仅复活强硬的农妇气质是远远不够的。若要知已知彼并看清未来的各种可能，走出迷茫与纠结，互相选择合适的对象，就必须服从悠悠众口和“媒妁之言”,但这些所谓“批判者”们从他们与过去的团体成员的境遇心情大致相同的时代开始，就已经时常做出各种错误且牵强的判断了，更何况如今贫富教育的变化极其剧烈，人们容易过分自大。他们只是偶然处在了对这种古老结合体的衰颓、其制裁力量的式微暗自欢喜的情况下。因此，我不会对这些团体寄予多大的希望。幸运的是只要未来的风俗改良能够首先排除那些缺乏理解能力的“老前辈”们的影响，再将若干毫无计划性的“乱婚”形式进行整顿，然后将“媒人”的职业性的，或者是基于私人动机的一些周旋方式一点点地抬升到中坚力量的地位，这些机构的存在就有了意义。我们必须想到，在对村落的勇气与正义进行礼赞的背后，有黑色的瞳孔和长长的睫毛在闪耀着光辉。青年们若要共同磨炼自己的品性和气节，绝无必要像战国时代的年轻武士那样，刻意将七情六欲挡在门外。女性的勤劳、刚强与温柔也是如此，“你是一个合格的妻子”这一句话，正是比任何说教都要精辟的德行标准。然而，此前两个阶段的婚姻形式，正是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且这种一旦发展就无法停止的父权力量的行使，不仅没能根除旧习的力量，还被毫无意义地程式化，最终只留下了“mukoijime”"yomeijime"①这等荒谬的习俗。我指出“婿入”式婚姻与“嫁入”式婚姻相同，在某个时期得到巨大的发展，而后又逐渐衰退，并试图证明它们中存在与更早时代相适应的习俗，绝不仅仅是追随古代史学者的兴趣。凡事有始就有终。如今的“嫁入”式婚姻中，也有许多基于深入思考的改变。而接下来出现的会是怎样的形式呢?这正是我们不得不回答的现实社会问题。

(昭和三年三月史学会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