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入”仪式也并不是许诺女方进入男方家中的方式，但至少其中保留着以这一许诺为必要环节的那个时代的痕迹。武家主张早期举行“嫁入”仪式的理由，也就是以“嫁入”作为婚姻开始的制度之所以对他们来说十分必要，只要参照坂东①各个名门的家谱就能够一目了然。许多勇士的母亲都是家中侍女，有时甚至是“游女”,但大多是邻国大家族中的女儿。伊豆河津的三郎祐泰①的妻子是沼平太的女儿，是安房(地名)人。其夫英年早逝，于是前往相州曾我(地名)再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古老的方式先进行“婿入”仪式的话，那么最终新郎就会将最美好的光阴虚度在孤独的旅途中②。据说，甚至有人会将这些旅途中的年轻人迎往家中纳为女婿。《贞永式目》中有不得将达官显贵的公子纳为女婿的规定，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的父亲们最为普遍的弱点，但正是离京的官员们才具有新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有应该遏制的弊端，因此在其他情况下立刻就会产生领地分配的问题。就算挽留、款待他们，从而使得自己一族鸡犬升天是大多数人的希望，但他们的力量原本也有限，因此也不能总是守株待兔，虚度时光。日本独特的婿养子制度逐渐局限于家中没有男性继承者的情况。于是，后来人们以结亲代替结党，即以亲家的亲密关系来互相增强彼此的势力，这种倾向逐渐明显。在战国时代，男子受到欺骗而被岳父杀害的事件屡见不鲜，也有些婚姻甚至分不清女方到底是人质还是新娘。如果不事先经过幕府的允许就不得谈婚论嫁的禁令也时有出现，从中可以看出，总体上来说当时的婚姻都等同于政治势力的强化。婚姻不经过许可就被视为无效，最终导致“嫁入”前的“私婚”变得再无可能。此外，新娘大多年幼弱小，即便年龄增长阅历也并不丰富，因此，不受父母监督的交往是不被允许的。这便是日本近世社会中，以父母亲情代替本人智慧的“家族婚姻”的源头。
而就男性来讲，他们渐渐开始不重视自己的婚姻问题了。这是军营生活培养出的刚毅作风，还是其他更为复杂的要素也在发挥作用不得而知，总之男性青年对于异性的感情在外表上变得十分淡薄。这一点与欧洲中世时期的骑士之风恰好相反。虽然一定有例外情况，但配偶的选择应该委任于父母的这一观念如今仍然有部分保留。这绝不是固有的习俗。由此必然导致的结果，是“嫁入”成了由娶亲一方的父母决定的事情，这也是近世以后才出现的新现象。就我所知，所谓“父母”同意或阻拦中的“父母”一般都指女方的父母。然而到了后来，“nyobowomotaseru”①“moratteyaru”②
“ieniireru”①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出现了。我绝不敢将其解释为单纯的孝道的发展、儒教的感化。比这些更重要的，是牵动寻常家庭生活状态的经济上的因素。一言以蔽之，在家族成员人手不足而感到困扰的时候，得到嫁出子女一方的允诺尤其困难，而当对方特别为难的时候，娶亲的一方又会犹豫不决。也就是说，这是土地与人口的均衡问题，这与所谓“hitogaeshi”②“tachinoki”③等针对百姓的处理方法最初只是一种将人口送还的义务，后来逐渐变成了“oitate”④的权利一样。从我本人的观点来说，这可以看作新娘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或者说是父母们将自己的作用看得更轻了。因此，在女性不必从事劳动的中等以上家庭中，新娘的迁移都会尽早进行，同时也会大张旗鼓地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