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这一不幸的主要原因在于已经僵化的既有的史学研究方法。文书记录中没有包含的生活状况、与文字无缘的阶层的习俗就算占据整个国民的大部分，也可以将其排除在历史之外，这些观念都使得人们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所幸在政治或者战争问题上，哪怕是从一个狭窄的局部进行观察而留下的记录，都不妨碍我们了解更广泛的知识。但如果这是对大大小小的家庭都同样重要的事情，那种做法就会立刻将过去彻底埋没。所谓“folklore”,任何时候都试图在这种情况下登场并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将记录中未曾留存却已经发生了变迁的前代的标准文化，通过其残留的痕迹来一窥究竟。
都市生活开始以后，新的文化一般会从其内部产生，然后逐渐向周边波及，一个一个地将此前的旧有文化推向交通不便的深山或海角。于是，越是古老的东西越是难以留下记录，也就没有了拿来比较的机会，最终被遗弃在角落里各自孤立。例如，关于婚礼，我们通过文字记录所了解的只有伊势流和小笠原流之类的流派，因此一旦实际情况与文字记录的形式不一致，就连我都会感叹“竟然还有这种奇风异俗”。不知为何，这种现象在全国遍地可见，古今一贯，甚至偶尔能够在其他民族中看到类似的情况。如果不尝试着进行比较研究，那么人们都会将其视为当地的野蛮习俗而感到耻辱，或是尽量隐瞒，甚至希望尽早废弃转而模仿中央的主流做法。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文字记录的流传盛行起来，旧有的文化就会更加快速地在都市新标准的逼迫下进行改革。“folklore”与其他各种研究一样，最初的出发点都来自对某种迅速消失的事物的惋惜之情，此后渐渐开始批判新的文化，人们甚至认为，为了避免错误选择的危险性，能够事先知晓其变迁的路径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想来史学终究不是一门能够否认其世俗功能的学问。因此，过去曾经微不足道的民俗调查作为新的辅助学问，其功绩值得期待，但同时作为一个重要条件，这一调查务必保证精确、周到和细致。然而，直到最近，被称为“土俗学者”的人们所做的也只不过是对奇闻逸事的若干收集整理，或者提供一两个极其罕见的事例而已，因此，其工作的目的反而会遭到误会。人们通常是因为“有趣”才会觉得某个习俗罕见而奇特，而如果这种“有趣的习俗”确实能够被称作“习俗”的话，那么一定会在某个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存在着其他类似的现象。然而如果只是突然出现的孤立事例令人大吃一惊的话，那么要么是在其他地方虽然存在但尚未被发现，要么就只能是观察者的误解了。哪怕是稍稍存疑的证据，作为论证的资料也十分不妥，如果还存在尚未發现的部分，那么“发现”它们才是民俗学者的首要义务。但是，这种资料的搜集向来都是举步维艰的工作，也正因此这项工作才会受到学者们的尊重。如今这些资料依然被悉心地保管，但是这些资料的学术价值，只有经过集合、分类和比较才能够体现出来，因此孤立而珍奇的事实，无论如何吸引眼球，也只不过能对某个推论起到提示的作用，其本身并不具备补充史料的能力。这便是民俗志与民俗学最重要的区別，但一直以来总是被人们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