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至少史料采集范围的扩大是近代以后出现的明显倾向。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对人们所留下的那些仔细记录并试图向后世传达的言说进行了发扬或论述，以此为历史从中进行取舍，甚至试图找出尚未被讲述的事实。江户时代后期，有一位名叫喜多村信节①的随笔家，他着手搜集极其新颖的资料——也就是从偶然的记录中发现意想不到的题目，成为诸如“关于《倾城禁短气》②中表现的京都町人的伦理观”这类流行的研究的先驱。即使在同以文书为唯一资料的研究中，此研究也可以算作“革命”性的巨大飞跃了。也就是说，人们逐渐开始承认史学在既有的束缚下是完全无法完成其本来的使命的，既然如此，当然就应该在方法论上做出改变，同时对于其他辅助性学科的参与也必须采取更加谦逊的态度。但是，史学曾经对语言文学中的“文字的力量”进行了过度的肯定。对于遗迹、遗物的学问也是一样，至少是关于上古那个缥缈的时代，由于没有意识到自己把这一研究让给了过于“自由”的判断，现在各郡的地方史一概被“古坟发掘者”③占领了最前沿的位置。这种有史以前和以后的差别究竟能不能够用同一根绳子来贯穿整个国土和全部国民，我对此表示怀疑。就算是有千百文书记录贵人、伟人起居的时代，大多数百姓的生活依然维持着文书记录出现以前的状态。但二者的境遇却是互相交错，社会也完全是一种混合交融的状态。我认为只要“考古学”不被这一陈旧的汉字译法所束缚，仰仗这一学问的支援不仅在以前是必要的，在以后还会变得更加妥当，但现在，我不愿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总之，文书之所以能够统御既有的史学，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叙述某个史实的唯一手段。那么,如果我们确定有一种能够理清过去事实脉络且在精确程度上更胜一筹的途径存在，那么至少在这个领域，我们已经承认它是不可忽视的部分，所以是值得欣慰的。然而依然令人担心的是，好不容易有新的方法可以追加进去，却动辄沦为随意的让步，而用于选择、整理资料的精确严格的鉴别方法却无法适用，或者仅仅根据一般常识的指导，就用那些杂乱无章的偶然见闻添油加醋，我们一边自己招致结论本身的疑点，一边又以此为由尽力逃避使用辅助学问中有价值的部分。近年来，终于将迎来出头之日的日本民俗学尚未作为史学的一部分巩固自己的地位，其中有一半责任在于从事这门学问的人态度过于散漫，另一半则应该归结于利用民俗学的史学者们大多胆小懦弱。所谓历史，只不过就是将我们已经忘却的事实重新记起。而这门学问经过大量的论述与争辩，最终成为胜利者的，无非是那些巧言令色之人，而这正意味着史料利用的技巧丝毫没有进步。再加上从未经过充分的比较与整理从而变得散乱无章的奇闻逸事中，选出一些不为别人所知而只是于己方便的若干事例，匆匆忙忙地捏造出一个自以为是的结论，这样的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会招致历史知识的混乱。传统的史学者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并以此为由独自站在险峻的城塞，始终在旧有的土地上耕耘不辍，并且大多都会显出一副不知“开拓”为何物的表情。因此，这些问题如今仍然在原野上像滚雪球一般越积越多。若要为了当下而对这些问题进行妥善处理，恐怕首先需要判断这些文字以外的史料价值在何种情况下不适用，而又在具备怎样的条件之时，能够采用并作为既有史学方法的补充。因此，如果在现在这种杂乱无章的状态下就直接认可民俗学的效果和功能，那么最终就会像考古学在上古史中的地位那样，任何时候史学都会将民俗学拒之门外，白白地将学问的沃土让与他人马群，反而在自己内部筑起一周牢固的围墙。如今，我试图去做的，是弄清所谓一种解救方法——也就是如今正在进行的民俗学这一研究方法(一般我们会称作“folklore”)、研究顺序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辅助于史学，只是因为这正好适用于顺应时代要求的问题——婚姻，于是举出一些事例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