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显示出对这个问题的足够兴趣，那么还能够就此类事例进行成百上千次比较研究。“forklore”的主要任务便是将其进行排列并弄清它们变化的过程。然而，本土的所谓“土俗家”们却刻意将其中的特例挑拣出来，并夸大其词地渲染其“珍奇”的一面。从中明显可以看出，其目的并不在于学问本身。所谓风俗，绝不是像时髦女郎的服饰一般，根据地区和时代的不同，从“长襦绊”①到“腰蓑”②,从“振袖”③到“腕makuri”④进行循环往复的演变，而是即便过着那种变化无常的两重生活，也依然要按照周围人的做法行事。如果“婿入”与“嫁入”中也有如此这般的双重系统，那么可以说，这意味着它也曾经在某个时代里，与某个异族文化对立过一段时间。但是，我依然不能够依据确实的资料，去证明在我国曾经存在着两种以上的婚姻方式。之所以将其看作变化的末端，或者认为是人类的智慧与思虑使得选择变得多样化，恐怕是因为“土俗家”们没有合适的手段去理清迄今为止的缓慢的变化过程。然而，这一手段确实是存在的。幸运的是，今后我想要寻求的资料只要拥有某种程度的数量和准确度，基本就可以确定婚姻习俗从古至今的变化实际上只不过曾经对新娘家与新郎家的交涉协议——也就是婚姻的本质——以及现如今已经没有直接关系的“婿入”这一环节本身有过影响。于是“婿入”为何如今被轻视，而又是为何在以前受到如此的重视，从根源上来讲可以归结为日本固有的社会结构问题，同时，这也是中古数世纪间不明原因的经济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这个问题本身。但是，它原本就是从单独一个方面无法推出结论的复杂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为了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各方必须坚守自己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