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鸟巢建在如此危机重重之地，其责任不在麻雀而在我。对于它们来说，没有“今年找不到合适的住处，大不了再等等看”的余地，因此这一点我尤其不能放任不管。虽然建造人工鸟巢在某种意义上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但其最初的动机却在于人类对大自然的和平与繁荣的渴望。不幸的是，只因自以为是的人类缺乏建造鸟巢的基本知识，一族麻雀就惨遭灭门。或许其中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我把鸟巢挂在了一根极细的树干上，使其暴露在各路虎视眈眈的猎食者的视线中吧。鸟类自己建筑的巢穴一般只有一个出入口，这个巧妙的设计能够使危险系数减少到原来的四分之一。连这点基本常识都没有的人却去帮倒忙，实在是鸟儿的不幸。
五
类似的事情如果放在人类身上，就更加能够凸显这一“经验”的重要性了。翻遍《源氏物语》《竹取物语》这样的经典，完全无法看出坠入爱河的男女会因为“食”“住”这两个生存问题而烦恼不已。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个问题原本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身处这个灾后重生的艰难时世中，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的本质。上述文献所记载的古代的求婚，其居所的安全受到法律的保障，丰富的食物也唾手可得。至少有专门的人来提前研究、讨论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于是，究竟是无心插柳的恋爱游戏还是终身大事的谨慎决断，其二者之间的界线却随着文明的进步而逐渐变得模糊了。换言之，那种上流阶层的奢华生活即使得以被文学作品表述，也无法成为实际生活的范本。
即将独自生活的年轻人们，必须学会如何脚踏实地地进行思考。这一必要性并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证据。他们在全心全意坠入爱河之前，其实就已经知晓这段感情的结局了。他们将生儿育女摆在第一位，而两人能够情投意合则只是锦上添花罢了。没有人会在生儿育女的避风港都毫无着落的时候就与对方海誓山盟。毫无疑问，“食”“住”对于婚姻契约(katarai)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
也有人给婚姻契约起了个时髦的名字，叫作“dango”。“dango”就是“谈合”①,也就是双方将各自的想法告知对方。虽然鸟类在沉默中决定自己的去留，但归根结底，双方都是需要做出一个判断的。但是，仅靠自己做判断总是难免失败，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女开始借助父母、兄长们的力量，认为这样会更加稳妥。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阅历，也是自己最亲近的人。这又是人类之间的某种制度了。如此一来，“谈合之子”①就成了“失败婚姻的纪念品”,渐渐地，这个词语所蕴含的感情色彩开始带有极其负面的意味。虽然也有人称其为“心善之子”“无欲之子”,但生出没有父亲的私生子，对于当今的女性来说也是极大的耻辱。或许这便是“鸟巢惨案”的人类版吧。也就是说，在进行正式的婚姻契约之前，女性们从未被赋予“演习”的机会，这一点让人深感忧虑。
六
若对自然生长繁衍的物种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上述现象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如果每个人类个体在即将成为社会的一员时都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那么就很可能会退回到比鸟、虫还要低等的生物阶段。那些弱不禁风的物种万万不敢在没有固定居所和充足食物的地方繁衍后代。人类则更是早已明确知晓自己能够繁衍后代，且后代的子孙还会不断地繁衍下去。即便制度被每个时代的局限性所禁锢，无法寄予更高的期待，我们也至少必须认真思考，过去的人们竭尽全力利用现有资源，为自己创造生存条件的原动力究竟何在。或许，这种努力正是我们人类千古一贯的自然习性吧。
在鸿蒙初开、天地混沌之时，绝没有燕子于屋宇歇脚、麻雀于檐下安居的习性。这些鸟类均从自身的切实需求出发，通过“谈合”的形式开始筑造下一处新的居所。人类也是一样，为了能够丰衣足食、子孙绵延，人们开垦种植水稻的良田以积攒家用，条件具备以后则开始着手建立家庭，依靠国家对这一家庭状态的外部支撑，其作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久地存续下去。除非有更加安全稳定的其他选项，否则人们不会做出改变。
“家督”①这一概念如今变得十分复杂，因此其真正的语义已无从考证。我认为可以把这个词理解为“土地”,它能够生产出刚刚独立生活的男女所不可或缺的富余食物，以及必须分配给弱小的黄发垂髫的生存养分。当然，针对“家督”曾有过许多尝试，其规模也一直都在扩大，但在我国，它古老的形态依然残存着。例如，人们认为家家户户的祖先神都居于高山或短山的草庵之中①,远远地守望着山脚下日夜在田间劳作的人们。再比如，人们在每年水稻种植的开始与结束之时，会祭祀从山间降于田地并化为“田之神”的春神，以及从田地返回山中化为“山之神”的秋神。说到底，这是因为这些安居乐业之人的“心理准备”已经延伸到了比自己漫长的一生还要遥远的以后。不论当下的年轻人是否依照祖先的经验行事，我们都无须怀疑，日本人的婚姻契约曾多么单纯直率，并且与广阔自然无限接近。不仅如此，我们最终还要用学问的力量去证明这一点。
(昭和二十一年九月《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