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时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划分方法相联系，卢梭把自由划分为自然的自由、社会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所谓自然的自由就是人类在进入社会状态之前的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自由是自然状态中的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是人高于动物的本质所在。“在一切动物之中，区别人的主要特点的，与其说是人的悟性，不如说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到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而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30]自然状态的自由不是人类向往的自由，由于人具有自我完善化的能力，便把人从自然状态提升到社会状态，人也随之失去了自然的自由，而被套上枷锁。幸好人是能动的，要夺回自己失去的自由权利，重新获得自由。重新获得的这种自由，已不是天然的自由，而是社会的自由。在社会状态中，人类丧失了自然的自由，却获得一种通过人们之间的联合和协作而产生的自由，即由公意所规定和限制的自由，即社会自由。卢梭说：“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的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为了权衡得失时不致发生错误，我们必须很好地区别仅仅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的自由，与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31]人们获得社会自由以后，人的能力可以得到锻炼和发展，人类的感情高尚，思想开阔，协作和联合已经成为人的本质需要，人不再是一种愚昧无知的动物，而是一种有智慧的动物，一个能够运用思维能力的人。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是，卢梭还认为，真正使人类成为自己的主人，不是自然的自由，也不是社会的自由，而是一种高于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之上的道德自由。他说：“我们还应该在状态的收益栏内再加上道德的自由，惟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惟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32]道德的自由是最高层次的自由，出自人的内心，是确定人类理智能力和伦理思想达到高度发展程度的条件，没有这种自由就减低了人作为人的资格。在自然状态中的人是没有道德自由的，“我们可说野蛮人并不是邪恶的，正因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防止他们作恶的既不是知识的发达，也不是法律的限制，而是感情的平静与罪恶的无知”[33]。卢梭认为这三种自由是不同的，自然的自由受个人力量的限制；社会的自由受公意的限制；而道德的自由却没有类似的限制，人的行动是自主的，是理性与道德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卢梭指出：“我从来就认为人的自由并不在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而在于可以不做他不想做的事；这就是一向要求也时常保持那种自由。”[34]
在卢梭那里，在自然状态下和社会生活状态下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由的；而在社会生活中，人如何获得自由呢？卢梭认为，人们之间应有约定，建立一个政治的和道德的共同体，即国家，由它保卫大家的自由与平等。他指出，在社会状态里，自由的存在是离不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否则，“不管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如果在它管辖范围内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的人就必然受这个人的任意支配”[35]。
二、卢梭的自由教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