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总结18世纪的科学思想，我们不但需要考虑大物理学家、大化学家和大生物学家的工作，而且需要考虑某些主要是哲学家和著作家的工作。”[7]科学非常深远地影响着哲学、政治、宗教、艺术等一切方面的观念。科学作为一种知识，是人类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牛顿所描述的世界图景，同时也反映了在宗教上转向自然神论、在政治上转向自由主义和在经济上转向放任主义的趋向，正如以后达尔文的自然淘汰和生存竞争理论本质上反映了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竞争一样。
从17世纪以来发生的科学革命，经现代实验科学的建立，其间尤经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强调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用新发明来丰富人类生活的影响，科学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力量。人们乐观地采用科学知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通过观察、试验和合理思考，可以使之获得发展。这种新的科学观念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及其应用。
自然界成为人们明确要加以征服的对象，成为人类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对自然的征服中，生产力迅速发展起来，而为了更好地征服自然，自然科学也更加兴旺发达起来。自然界与人的现实关系的改变是观念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基础。
自然哲学和科学实验天然地结合起来。到18世纪，自然研究经过许多世纪的苦苦探索，已经跃入了科学的稳妥途径，实验科学已成为人类探索自然、发展自然科学的唯一有效门径，而且也只有通过实验科学，才能把理性从神学的迷雾中解放出来归还给人，人有可能使18世纪成为发明的世纪并走向改变整个社会的“工业革命”。各门科学在18世纪已经具有了科学形式，科学和哲学结合的成果表现为唯物主义、启蒙运动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主义在18世纪获得发展，使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状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尽管自哥白尼（NicolausCopernicus，1473—1543）以来，自然科学开始力图摆脱神学的桎梏，从培根、笛卡尔到莱布尼茨力图发展科学的思维，但始终不能突破自然界是上帝安排的目的论。“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8]
18世纪，科学思想最重要的新发展是把科学分析运用到人本身，首先运用于心理学，然后运用到社会生活。用休谟（DavidHume，1711—1776）的话说，启蒙运动认为，对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的“实验”条目中指出，对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研究，包括对人的道德和历史的研究是实验哲学的一个课题。
更为重要的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信心十足地辩称，假如人类能发展出科学而且理解自然界的定律，那么也能改造社会、政治以及人类生活的其他各种领域”[9]。于是，在逻辑上，我们可以认为，科学的定律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同样可以用来认识人类的教育领域。事实上，在18世纪，教育已成为思想家们思索的重要领域之一。
（三）社会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