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8世纪教育思想与现代国家教育制度的建构
18世纪的教育思想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产物，另一方面成为构建现代国家教育制度的理论基础。由于民族国家在18世纪出现了从绝对专制主义国家向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转型，因此，18世纪的教育思想无疑也受制于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
1770—1900年，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国民教育制度，但它们并不是以相同的速度或以相同的模式建立的。第一种模式建立于18世纪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国家，像腓特烈大帝时期的普鲁士和玛丽亚·特利莎（MariaTheresia）时期的奥地利，它们在18世纪的前30年便得到了巩固，而同时德国的其他邦国和法国、荷兰、瑞典和美国等国家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巩固了公共教育制度；而其他国家却发展缓慢。信奉天主教的地中海国家发展公共教育更晚，意大利在1870年统一之后才率先建立了地区性的公共教育制度；日本在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的改革中作为其一部分而奠定了公共教育制度的基础；美国南方也只有到内战之后的几十年才开始建立公共教育制度。英国直到1870年才建立初等学校制度，到1902年，中等学校的国民制度才开始构建，差不多晚于拿破仑创建法国国家学院一个世纪。
国家教育制度为什么会形成？它们的形成为什么在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既快又全面？长期以来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许多传统教育变革理论无法解释这种制度的不均衡发展。第一，用教育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国家教育制度首先在普鲁士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发展，而这些国家偏偏主要是处在前工业和农村社会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英国却相对较晚地形成国家教育制度。第二，辉格派历史理论把教育发展与清教主义相联系，与理性和民主的稳定进步相关联，却无法解释教育在像普鲁士和奥地利这样的更加集权的国家比在自由的英国发展得更快，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与新教控制教育的一般原则相抵牾的特例。
问题还在于，有什么较合理的理论来解释这种国家教育制度产生的不均衡的历史现象呢？在英国教育史学家格林看来，国家形成理论可以较合理地说明这种不均衡现象，因为教育发展是国家形成总进程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大革命后的法国和普鲁士以及美国早期共和国期间的北方是在这个进程中最彻底、最迅速的国家。[66]
对欧洲而言，在15世纪末前后，各个国家纷纷进入专制君主制时代，其建立的专制君主国家是一种拥有独立、完整主权的国家，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它应具备相对的民族单一化、高度的中央集权化和具有充分的政权世俗化的特征，它应当彻底解除国家政权对宗教神权的传统依附，以王权至上的观念取代神权至上的观念。相对的民族单一化是高度中央集权化的重要基础，而中央集权化和政权世俗化两方面则是相辅相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