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家对宗教神学的批判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怀疑论阶段、自然神论阶段和无神论阶段。怀疑论阶段的主要代表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培尔，他对强迫人们盲目信仰的传统宗教表示怀疑。他认为怀疑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这继承了笛卡尔的思想。自然神论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伏尔泰、孟德斯鸠与卢梭。伏尔泰一方面批判当时的世俗教会机构，抨击教皇及修道院院长只顾搜刮钱财；另一方面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排斥异端的天主教本身，提出了宗教宽容的思想。如果犹太教徒、天主教徒、路德教徒、希腊正教徒、加尔文教徒、再洗礼教徒等能像兄弟般相处，并以相同的方式为社会造福，那就是哲学的最大胜利。伏尔泰一方面把对上帝存在的信仰建立在理性证明和内心的体验上，从而驱逐天启宗教中的神秘，用知识之光照耀了宗教；另一方面又承认人的有限性，从而否认天启宗教关于上帝本质的种种学说——人格化的上帝。孟德斯鸠尖锐地批判了宗教神学，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天主教。他认为，宗教神学与科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科学研究自然及其规律，而宗教神学却只想念上帝和宗教信条。他坚决主张政教分离，反对神职人员干预政治。他坚决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反对采取强迫手段要人们信教，提倡宗教宽容，主张各种宗教都应互相尊重。但在他的眼里，上帝首先是一个无为而治的立宪君主的形象，决定造物的权利。他对上帝的权能进行了限制，提出上帝也不能任意妄为，上帝的行动也应严格遵循不变的法则。如果上帝创造世界也遵循不变法则，那么，上帝就成为理性和秩序的象征。如果说伏尔泰、孟德斯鸠着重通过理性推出上帝的存在，那么，对卢梭而言，上帝的存在则是我们对神奇的世界充满惊异而又找不到其他解释的结果。卢梭认为一切清楚明白的东西不是基于理性的推理，而是基于人内心无法抗拒的体验的印证，这是卢梭的自然神论的哲学基础。
无神论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尔巴赫。他批判宗教神学，认为它是经验和理性的天生大敌，是阻挡自然科学进步的一种无法克服的障碍，它使人们远离自然，也远离自身。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要把人们引回到自然、经验与理性，使他们能摆脱荒谬的神学。
从怀疑论到自然神论再到无神论，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传统宗教的批判经历了曲折的历史。
四、初露端倪的工业革命与教育思想
从严格意义上说，18世纪是工业革命初露端倪的时期。工业革命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首先开始于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revolution）”[57]。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英国，然后它向西欧、北美扩散，其具体的时间大约在1780年到19世纪60年代。在这个具体时间内，西欧地区及北美发生了不同于渐进的、缓慢的工业革命的暴风雨般的政治革命：1776年在北美发生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在法国发生资产阶级大革命；然后是19世纪席卷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革命与19世纪40年代风靡欧洲的革命。“这些革命前后连成一气，构成一个整整的‘大西洋革命’时代。”[58]这就是所谓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双元革命”，即经济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59]而它以工业生产技术和生产体制的变革为起点，进而引起全面的社会变革。经济大革命带来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它们同样与教育构成了紧密的联系，同时对教育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严格意义上说，18世纪只是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间是从18世纪的后半叶到19世纪的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70年代”[60]。工业革命作为一个经济变革时期，是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械普遍应用于各个工业部门，结束了单纯用手工操纵工具和简单机械的中古生产方式，产生出由机器的应用导致生产工具的技术进步和工厂制度的产生之结果。
工业革命的双重效应对教育提出了双重需求：一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动力来自生产技术的变革，教育无疑要满足科学技术的变革需要，原有的人力素质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于是培养适应这种需要的劳动力便是紧迫的任务；二是由于工业革命促进了工业城市的发展，工业中心的迅速形成，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诸如道德水平下降、犯罪增多、儿童无人照顾等，因此教育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手段。按当代的功能主义教育史学观，教育成为资产阶级的一种重要的控制手段。但是当时的思想家们如何认识工业革命与教育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更何况18世纪的社会，工业革命刚刚起步，人们在教育与工业问题上的认识水平也需要研究。
西方的资本主义经历了重商主义的农业资本主义、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网络资本主义几个阶段，而18世纪却是由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型的时期。商业的发展是工业化的前提，欧洲是先有“商业革命”，商业带动了工业的进步，才有所谓“工业革命”。“商业经济对成文账目和书面契约的依赖日益加深，这意味着有更多的人需要学习书写和运用算术。”“现在看来，识文断字和算术的发展似乎主要归因于商业革命，反过来，拥有这些技能的人也在这场革命中获得了报偿。”[61]
工业资本主义建立了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形成了工厂制度，一方面，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甚至出现了跨国的人口流动；另一方面，工厂制度带来的劳动力浪潮使资本家和商人感到恐慌，他们迫使新的工人阶级默认已建立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工业资本主义对教育所蕴含的意义，不仅在于工厂制度提出培养新型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对人们认识教育现象、开拓教育思想范围具有重大意义。
“工业主义的阴影已经开始移向欧洲，虽然过去只是笼罩着英国。贝尔·兰卡斯特的方法已经带有一些工业文明的烙印。互助制本身就是一种在教育领域的大批生产。事实上，当时无论在工业中还是在教育中，都竭力强调劳动分工和工厂机械化之间的联系。”[62]
五、启迪心灵的哲学革命与教育思想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法国发生了政治革命，随同发生的是德国的哲学革命”[63]。科学史家科恩详尽地列举了关于“康德的所谓哥白尼革命”[64]。这两次革命的区别在于：一个发生在社会生活中；一个则发生在人的心灵深处，但两次革命却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文化现象”[65]，显然，在逻辑上，哲学革命无疑在教育的变革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场哲学革命之所以发生在德国，有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革命的最主要表现形态即形成了德国哲学最辉煌的篇章——古典哲学。在这种哲学中，核心是“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鼻祖——康德首先把哲学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并试图以人为核心重建形而上学体系。而他的后继者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也都沿袭了这一主题，基于“自我意识”来描述人，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哲学观不仅形成了“古典教育哲学”，也就是说教育思想成为哲学革命的一部分，而且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