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表达了当时美国人的普遍情绪，它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这是历史上按照人人有权追求自己价值的原则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无论是经济自由还是政治自由，都会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托马斯·杰斐逊，抑或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51]，还是当代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或者是哈耶克（）[52]，都必须回答政府在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中的作用是什么的问题。而恰恰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他们都用自由主义的理论来解释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看来，自由主义理论与教育的关系要通过政府的作用这个中介来加以联系，并得到解释。
（四）世俗主义与教育思想：自然神教主义和无神论主义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世界从来都没有世俗化过，因为宗教精神始终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且在某一时空中出现彰扬的机会。同样，在18世纪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宗教思想与世俗主义思想是共存的。由于受到思想的自然神论和自然道德论的支配，世俗化社会被深深地烙上宗教的痕迹。“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53]言下之意，就是新教、自然神教成为资产阶级的适当的宗教形式，资产阶级依然受到宗教意识形态的支配。这里研究的世俗化社会，主要是当时出现的市民社会。但宗教精神的依然存在具有历史原因。14世纪之后，西方社会日趋世俗化，人们越来越注意现世的生活，基督教提供的意义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逐渐出现了裂痕，然而一场新教改革运动却创造性地转换了基督教的价值观。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和加尔文（JeanCalvin，1509—1564）提倡的新教虽然其终极指向仍是彼岸的上帝，却充分肯定人的现世生活。人们只有在现世努力工作，才能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与上帝最为接近。这种新的基督价值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使人们在从事工商业活动、积累财富、追逐利润时仍然不失其生命的超验意义。另外，新教的“因信称义”学说取消了教会的中介，使教徒与上帝直接沟通，一切取决于个人真实的信仰，不再凭借外在的权威，因而人就获得了宗教意义上的内心自由，它与世俗化的个人自由仅一步之遥。这种转化了的基督教精神与现代化的发展趋向是如此的一致，以至于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之后，它仍然主宰着西方人的灵魂，发挥着社会整合功能。托克维尔认为，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在美国“紧密配合，共同统治着同一国家”“基督教不只是作为一门经过论证而被接受的哲学在发生支配作用，而且是作为一种无须论证就被信仰的宗教在发生支配作用”。[54]事实上，在18世纪的西方教育思想家中，这种世俗的教育思想与基督教的教育思想是混杂在一起的，尤其在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上，上帝的观念根本就是一个无法抹去的幽灵。因此，清教伦理成为美国的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1790）中产阶级功利主义道德教育的核心，也就可想而知了。韦伯认为：“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55]“所谓清教道德指的是有条理的理性化了的伦理行为。”[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