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性主义与教育思想
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但它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从帕斯卡（Pascal）到笛卡尔的法国本土的先验理性；一种是从培根到洛克的英国经验理性。[31]从现代角度看，其真正的思想启动点在于笛卡尔的先验理性主义，“我思故我在”为人类奠定了一个全新的自我确证基础，不再是冥冥中的上帝或任何不可知的神秘之物，而是人自身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内视、演绎、否定性理性。经验理性高喊的“知识就是力量”，是一种外视、归纳、肯定性理性。“18世纪被称为启蒙时代，或理性的时代。”[32]“‘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33]启蒙或理性意味着，知识界表现出对理性力量的极大信任，知识人竭力对欧洲的制度和信仰作出理性的分析。强调个人应该独立地进行理性思维，而不依附于任何学派、教会和学院权威。从价值观上，使个人的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拥护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与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仰、对人类进步的信仰结合起来。
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新理性是一种科学理性、革命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性又是道德理性、情感理性（它反映在艺术领域即理性的浪漫主义或浪漫的理性主义）。
对理性的热衷产生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像伽利略、波义耳、牛顿等人创造的实验方法，以及牛顿的机械论宇宙观对启蒙运动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因为科学革命表明：宇宙间的秩序和可用数学加以证明的法则在自然界中起着作用。而更重要的在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认为，用类似的法则和理性来审视人类社会，也是可能的。
理性在批判传统宗教神学的同时，它还要对现存事物，如习俗、道德、社会状况、政治权威的腐化变质状态作出反映，还要攻击各种偏见，揭露社会中存在的腐化、丑恶与下流的事实，嘲笑、蔑视并憎恨一切的不义与伪善，体现了理性本身所固有的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启蒙思想家不但要通过理性去研究自然，而且要通过它去认识人性、道德与社会，并为人的幸福未来设计出了种种绚丽诱人的蓝图。理性深入知识的各个领域，以理性为最高权威，一切必须服从理性。18世纪的理性体现了能力和力量。启蒙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的时代，是一个把理性和科学推崇为人的最高感官境界的时代，而这一切都是以理性作为一种能力和力量的前提。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一方面从笛卡尔那里学到了批判、怀疑、崇尚理智、相信原则和原理的精神；另一方面又从洛克那里学到了重视经验和应用自然科学原理与方法解决哲学问题的传统。与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强烈反对从原理、原则、公理演绎出现象和事实，而主张从现象和事实上升到原理和原则。
18世纪的教育思想中的理性主义主要体现在通过对人的自然性的认识，来揭示人的教育规律，从而科学地建构现代教育制度。
（四）唯物主义与教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