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教育思想受虔敬主义（Pietism）的影响根深蒂固[19]，这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有关系。虔敬主义是虔敬派的教旨。虔敬派是路德宗的支系，产生于德意志的北部和中部。虔敬派认为，讲道的重点不应放在教义上而应放在道德上；只有在生活上做表率的人，才可担当路德宗的牧师；提倡精读《圣经》，沉思默想，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内心的虔敬，反对跳舞、看戏等世俗化娱乐；不仅要追求单个灵魂的再生，而且要信奉社会效益，把国家利益放在中心位置；强调“忍让”和“宽容”，逃避信仰争执。虔敬派的主张既适应要求自由发展的人们的愿望，如市民和有自由化倾向的贵族，也符合集权主义统治者的利益，如很符合霍亨索伦家族凝聚人心、振兴普鲁士的要求。当虔敬派遭到正统路德宗的排斥和迫害，在北德意志和中德意志邦国无法立足时，勃兰—普鲁士为他们敞开大门，虔敬主义的神学家、诗人、教育家受到重用，虔敬主义在普鲁士朝野渗透极深。康德出身于一个较下层的中产阶级家庭。其父是一个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制造并出售马具。康德父母笃信虔敬主义。他们把康德抚养成人，并在其幼小的心田里埋下虔敬主义道德的种子。成年之后，康德每当忆及其父母，总是怀有一种“极度感激的心情”[20]。康德童年在哥尼斯堡郊外的慈善学校读小学，少年进腓特烈文法公学读中学。当时这两所传统学校的虔敬主义之风浓厚，熏陶着康德的赤子之心，为康德日后建立在基于理性的责任感之上的个人宗教信念打下了基础。
作为启蒙运动晚期的最杰出代表人物，康德深受早期启蒙文化的影响。18世纪的普鲁士正处于启蒙时代。从勃兰登堡大选侯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WilhelmⅠ，1688—1740）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霍亨索伦家族几代君主励精图治，虽然在政治上采取专制主义，外交上采取军国主义，经济上时而重商时而重农，摇摆不定，但是宗教政策比较宽容，学术政策比较开明，艺术政策比较自由。如1696年成立艺术科学院，1700年成立柏林科学研究院。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tz，1646—1716）、沃尔夫（ChristianvonWolff，1679—1754）等科学家、哲学家相继受到重聘，于是科学、艺术、哲学等文化领域逐渐形成空前繁荣景象。普鲁士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继续，是“文艺复兴以来全部文化思想发展的最终产物，它以纯理性主义为基础，绝对相信‘理性’，认为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惟一手段是理性和科学”[21]。在这场运动中，逐渐摆脱对法国文化长期盲目崇拜的状况，而视古希腊为真正古典主义的源泉，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创始者；人们相信已经找到唯一的真正的教育，认为具有高尚修养的实际代表不是法国人，更不是仿效法国宫廷的第一、第二流德国宫廷，而是古希腊人；作家、教授逐渐抛弃用法语说写的旧习，开始用德语说写并以此为荣[22]，德意志民族意识获得觉醒，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总之，“启蒙运动所到之处，民族的精神生活都获得了新的和丰富的内容”“从此，德国文化向独立和自由方向发展的步伐加快了”。[23]1740年，康德考入哥尼斯堡大学，接触到牛顿、莱布尼茨、沃尔夫等人的学说，可以说在康德心里埋下了思想的种子。若干年之后，卢梭的思想点燃了康德启蒙思想的熊熊烈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