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科波维奇虽有渊博知识，衷心拥护彼得一世的改革，成为彼得一世“学术侍从”的首脑，为发展俄国教育做了不少工作，他的理论观点有时也用“自然法则”和“社会契约论”加以说明；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摆脱经院哲学的影响，还是离不开要以上帝教导的名义讲话。这是与“学术侍从”的另一成员瓦西里·尼基季奇·塔季谢夫明显不同的。
二、塔季谢夫的教育思想
瓦西里·尼基季奇·塔季谢夫出身于贵族家庭，曾被送往国外学习，自称是彼得一世的“小学生”，对他抱着真心诚意的敬仰态度。他曾说，“彼得大帝在自己祖国疆域内找到启蒙运动的方式，为人民开拓了道路，”而他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皇帝陛下赐予的。[35]塔季谢夫像普罗科波维奇一样，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他不仅掌握科学技术，对地理、历史、哲学也很有研究。“在他的大量藏书里，有洛克的《论民政管理》和马基雅维利、笛卡尔、牛顿、伽利略等人的著作。”[36]他著有种族志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书，其中包括《俄罗斯通史》。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友人关于科学与学校利益的谈话》（1733年著，以下简称《谈话》）一书中。
塔季谢夫认为，“儿童的真正乐趣是智慧”，而为了使儿童有智慧，就得让他们学习。在《谈话》中，他从“利益”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一个广泛的学习纲要。塔季谢夫指出，为什么要学地理呢，“地理学不仅指明地理位置，以便在战争或其他意外事故时了解国家的一切险要地区和通道，而且指明人民的风俗习惯及气候与土地的特性，物产及财富，何者丰余，何者缺乏。首先研究本国，然后研究常与往来的外国，以确定其能否给我们以援助和他们对我们有无侵略的危险。至于国家管理，必须非常仔细了解，必须通晓一切，而不应如盲人论色，妄加推断”。应否知道物理呢？应当。“了解物的自然特性，是非常有益的。知道它们的构成，据以探讨其产生和变化，从而预断其未来发展，以利于避免危害。”[37]
塔季谢夫对神职人员没有好感。他认为神职人员对俄国人民的愚昧无知应负罪责。他们在蒙古统治时期，“为了获得巨额收入和巨大权力，宁愿使人民愚昧无知并保持迷信；他们为此将学校和教会里的所有学习中断或放弃了”[38]。又说，“凶恶狡猾的教会执事人员”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力图“使人民不受教育，不识任何真理，而只是盲目地、奴颜婢膝地信仰他们的神话和命令”。[39]塔季谢夫高度赞扬彼得一世责令各省以及各州、县、市开办学校并由修道院出钱维持其开支的命令。他认为各修道院都有不少超过教会自身需要的收入，将这些收入用来维持学校对国家是有益的。
塔季谢夫坚决主张信仰自由。“他信守对知识和社会生活问题的功利主义观点，证明宗教纠纷给国家带来巨大危害，并且警告说，这种纠纷都是野心勃勃的神甫和一味迷信的伪善者造成的；至于‘聪明人之间，则不会发生，因为聪明人是不会过问别人的信仰的’。”[40]他欣赏和羡慕西欧社会在宗教改革后形成的不同教派共处一城的宽容。从“天赋的理性”出发，塔季谢夫阐述了人身自由的价值：“自由当然对人是如此必要和有用，以至无论哪一种幸福都不能与它比较，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和它相配。”[41]但是，他同时是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捍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