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科波维奇在他的演说中从各方面为彼得一世的改革进行辩护。他在1717年10月23日的演说词里为出国旅行学习进行辩解说:“如河之流,其行愈远,愈能汇集百川而愈益波澜壮阔,力量雄伟。同样,聪明的人亦可于旅行中获益巨大。所获何益呢?是体力吗?否,体力因旅途艰苦反易减弱。是财富吗?否,除商人外,他人旅行都须花钱。然则是什么收获呢?是个人及社会的共同财富,即艺术。”[29]他强调,旅行一般地说来是能增加旅行者的智慧,特别是能提高旅行者的政治思想:“勇敢的河便是最好、最生动和正直的政治学校。”[30]在1720年9月8日发表的演说中,普罗科波维奇把航海说成是上帝为了对人类进行文明教育的手段,并且颂扬彼得一世为建立俄国强大海军所做的贡献。他指出:“圣明的创世主认为人类是彼此友爱的,所以不喜欢世界上所有各国都生产一切生活必需的果实……创世主将世界分为不同的国家以后,原期望彼此之间能够互助,能够友爱联合。但是因为人类不能在陆路交通上远近相接,所以伟大的上帝便创造了水上交通工具,使所有国家能够相互往来。由此可见,是多么需要海上船舰。由此可见,不爱船舰就是不爱自身的幸福。”[31]他感谢上帝使俄国沙皇“蔑视小船小舰”,“使沙皇的心灵热衷于舰队的建造”,并“预示用海军武装起来的海域的强大和胜利”。[32]
《宗教规程》(1720)和《君主意志的真理》(1722)被视为普罗科波维奇最重要的论著。这两部作品都被作为解释专制君主权力本质的国家法令通过。
普罗科波维奇在《宗教规程》的宣言和绪论中集中地阐述了世俗政权高于教权的思想,论证了废除宗主教制和建立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必要性。《宗教规程》还包含了发展主教区学校和宗教讲习所的计划。《宗教规程》指出,优秀的、认真的牧师都将出自这些学校,神职人员应把自己年满10岁至15岁的孩子送进这些学校学习,学习不能毕业的人不仅可能失去充任神职人员的权利,而且还可能要缴纳人头税。必须使学生明白,不能懒惰,必须勤奋学习。《宗教规程》于1721年1月25日由彼得一世批准,但根据彼得一世的1721年2月14日的诏令,委员会被改为正教院,它成了管理东正教教会事务的最高国家机关。普罗科波维奇被任命为正教院的副主席。他要求正教院根除迷信,指出在许多圣者传和关于有灵的圣像与不朽的干尸的故事中有许多骗人的东西,并强调,不应“给人提供有毒的东西来代替有益于健康的精神粮食”。他还捍卫了人们对自然进行科学研究的权利,即使这些研究得出了与圣书相悖的结论。他认为不能从字面上而应就其寓意去理解神学的某些经文,并且说,放在第一位的应当是科学而不是神学。[33]
普罗科波维奇在《君主意志的真理》这篇论文中捍卫世袭君主制。他认为君主政权应当把国家管理的一切职能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君主最关心的事应是司法、保卫国家免遭敌人侵犯和教育,国家权力机关有权进行革新和采取急剧的改革措施。
1720年,普罗科波维奇为初等学校编写了名为《少年学习入门》的课本。他在课本的前言里指出,过去初等学校用的课本都是“用庄重的斯拉夫语而不是用口语”写的,因此孩子们不懂,而他编的课本用口语。与以往的课本还有一点不同的是,编入课本的不是祈祷文和圣训本身,而是对它们的解释。普罗科波维奇不仅关心使儿童掌握读写技能,而且关心对他们的正确教育。他写道:“……一个人少年时是什么样,长大成人时也将如此……人在幼年时得不到善的教育,将很难不作恶事。”[34]他甚至认为有必要在农民中传播文化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