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茨科伊非常重视妇女在儿童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事业中的作用。他“谈到必须在社会中形成对作为母亲和养育者的妇女的尊重”[79]。因此，他积极支持在俄国发展妇女教育。根据他的建议，1764年在彼得堡设立了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当时称之为贵族女子教育社，有200名6～18岁的贵族女孩在其中就读；1765年还附设了市民女子分部，招生240人。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是俄国第一所中等女子寄宿学校。学生在学院中学习相当广泛的普通教育知识。但是它更加重视的是对学生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的培养，宗教教育也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由于曾长时间留居国外，别茨科伊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国家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的差距。但是，他对俄国社会与教育落后的根源缺乏应有的了解与认识。因此，抱有通过教育培植第三等级并改造俄国贵族以促使社会取得进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教育思想带有法国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爱尔维修等）的某些教育观点的性质，缺乏独创性和民族性，其教育活动的范围也是比较狭小的。不过，他的教育思想与活动对俄国文化教育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促进作用的。
三、诺维科夫的文化教育活动与教育观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出身于贵族家庭，1744年出生在莫斯科近郊的齐赫文斯科耶一阿夫多京诺庄园，曾受教于莫斯科大学附属文科中学（1755—1760），并曾以上士身份在伊斯梅洛夫团服务（1762—1766）。1767—1769年，诺维科夫被任命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召集的新法典编辑委员会的文书，负责编写该委员会“中层人士”科的《日志》，参与编辑《代表大会会刊》，这些工作增进了他对俄国社会的了解。诺维科夫启蒙思想的形成以及他对俄国上流社会所持的批判态度和他的这段经历也是有一定联系的。
与别茨科伊代表叶卡捷琳娜二世政权从事的教育活动截然不同，诺维科夫的文化启蒙活动与教育活动带有比较明确的独立于沙皇政权的性质，反映俄国部分知识分子对凭借沙皇权力得以使俄国迈入文明开化的信心开始消失。
1769—1775年是诺维科夫从事文化启蒙活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他主要以讽刺性杂志作为对俄国人民进行文化启蒙的手段。在他编辑出版的《雄蜂》（1769—1770）、《画家》（1772—1773）和《钱袋》（1774）等讽刺性杂志中，尖锐地揭露了农奴主的寄生生活，抨击上流社会的崇洋媚外风气，倡导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农奴，攻击显贵们的专横行为，要求抑制无限权力，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按照19世纪6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Н.А.Добролюбов）的说法，诺维科夫是俄国报刊工作者中“善于拿起讽刺武器勇敢而又卓有成效地打击权势罪行”的第一人。[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