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也建立起来了。农民被完全限制在贵族地主的土地上，必须为主人服劳役；世袭贵族、服役贵族和教会的财产都受到保护，触犯他们财产的人要受到死刑的威胁，对破坏大公、世袭贵族和修道院土地界标的人要处以鞭笞之刑。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们在内政方面采取了限制世袭贵族权力、扶植服役贵族的政策，中小贵族可以因服军役而得到大公的封赏。莫斯科大公推行的这种制度和政策起初在伊凡三世（Иван Ⅲ，1462—1505年在位）于1497年颁布的法典中被固定下来，以后又通过伊凡四世统治时期颁布的各种法律和他所采取的措施而得到加强。在伊凡四世统治时期曾召开过两次缙绅会议。按照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这种会议也只是政府同其代理人（贵族中官宦阶层的代表）的会议。这些代理人在回答政府的问题时都表示：“愿为君主抛头颅，而且一切惟上帝和君主的意志是从。”[3]可见经过两个多世纪，鞑靼蒙古统治所形成的以莫斯科公国为核心的俄国已是一个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中央集权式封建农奴制国家。这个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奴役了最低的农民阶级，而且奴役了最高的官宦阶级”，莫斯科公国的官员都自称为大公的奴隶，然后又自称为沙皇的奴隶[4]；按其政权的形式来说，“它最能被称做是亚洲—鞑靼人的政权”[5]；在国土方面，以莫斯科公国为核心的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蒙古的继承者。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和行为方式对它亦有较大的影响。在教育方面，正如普希金所说：“鞑靼人不像摩尔人（мавры），他们征服罗斯后，既没有给它代数，也没有给予它亚里士多德。”[6]鞑靼蒙古的统治者最关心的事是向罗斯索取更多的贡赋，必要时便以武力镇压相威胁。他们在文化上更为落后，也不重视教育。在宗教方面，他们采取了宽容东正教的政策，以便利用教会对罗斯人在精神上起到麻醉作用。因此，东正教便被保存下来了。但是在整个鞑靼蒙古统治时期，无论是教会还是王公，都不关心文化教育的发展，“王公和教堂都没有开办足够数量的学校，未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培养识字人的需要”。[7]在摆脱鞑靼蒙古的统治后，俄国的文化教育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但教会与世俗政权文化活动的中心思想都集中于论证莫斯科政权的合理性与神圣性。教育的性质与规模只相当于西欧中世纪前期的水平。
三、俄国的重新欧化和启蒙思想的传入的情况
俄国的重新欧化是从引进西欧的先进技术开始的。俄国最初感受到西欧技术的优越性是在15世纪末。最初来到莫斯科的西欧人士是意大利的建筑师。俄国聘请意大利建筑师的起因是莫斯科建筑师未能解决克里姆林宫中央殿堂的建筑问题，殿堂于1474年倒塌了。伊凡三世根据其妻子索菲亚[8]的建议，请来了意大利建筑师阿里斯托捷尔·菲奥旺特，于1475年至1479年完成了建造任务。[9]在伊凡三世统治时期应聘来到莫斯科的还有其他几位建筑师。他们也都参加了克里姆林宫建筑群的设计与建造。这时来到莫斯科的还有西方的药剂师和军械师。稍后，伊凡四世在与瑞典、立陶宛和波兰的交战中更感受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先进性。他曾利用一度被俄军占领的纳尔瓦从西方输入大量的商品和武器，并试图扩大与西欧一些国家的联系，但受到瑞典和波兰的封锁与阻挠。不过，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还是使伊凡四世统治时期的俄国建立了一个与英国直接进行贸易的商港。这就是位于北德维纳河口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城。它在一段时间里成了俄国与西方交往的唯一窗口，并促进了俄国北方的发展。不过，由于阿尔汉格尔斯克所处的白海一年有3/4的时间被冰块封冻，不能通航。因此，俄国与西方的联系与交往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