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朱子学的“格物致知”和“穷理”思想也已被18世纪的思想家们做了不同形式的改造和引申：太宰春台（1680—1747）把“理”解释为“物理之理”（《经济录》）；三浦梅园（1723—1789）把“格物致知”理解为探索自然界存在的规律（“条理”）；海保青陵（1755—1817）则把穷理解释为研究经济上的必然法则；山片蟠桃（1748—1822）也认为“凡致知格物之大者天学也”（《梦之代》）。由此可见，他们都是以“格物致知”“穷理”这种朱子学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完全不同于朱子学的观点。他们的共同点是，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初贝原益轩的思想，反对朱子学的偏重做内心功夫的“居敬”，讲求对实际事物进行实证研究，在教育上促进了对实际知识的学习和运用。
毋庸置疑，18世纪日本统治阶级的思想支柱——朱子学仍然占据思想界的中心地位，但与此同时，兰学、国学等也逐渐成长起来，与儒学占据主流地位的17世纪已有很大的不同。从儒学本身的发展看，17世纪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的兴起，表明那时学者们所注重的是：何为儒学的正统，即什么是真正的儒学的问题，基本上仍然是面向内部，以儒学本身作为学问的对象，作为真理予以追求。然而到了18世纪，则有一大批人并不以儒学作为真理去追求，而是使用它的用语借以说明自己所追求的真理。换言之，18世纪有更多的学者把目标转向儒学外面的世界，以自身为主体，根据自己的要求去探寻真理。不拘一格的自由研究之风由此而生。例如，荻生徂徕虽然作为儒学思想体系内的一员，但是他提倡的“道”却涉及“诸子百家，九流之言，佛老之颇”[8]，“道”在他那里已经不是朱子学这抽象的“天性之道”，而是具体的“礼乐刑政”；是先王那时的“作为”，而不是“理”的外化、天赋之物。“理无定规”，它是可以重新“作为”——人为地进行改变的东西。这样，荻生徂徕的学说虽然在政治上颇具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阶级局限性，但是它毕竟打开了自由探索的大门，孕育了探索精神和革新思想，奠定了接受新事物的思想基础。
四、教育实践中的改革和进步
18世纪初的“洋书弛禁”在日本学术界、思想界逐渐造成了相对宽松的氛围，加上幕府和各藩为挽回颓势所做的各种努力（包括教育上的一些改革），给18世纪江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幕府和藩对教育控制的加强，以及经济发展及思想学术传播对于民间教育的促进，都使得教育机构、教学组织有了明显的进步，学校数量逐渐增多，教育普及程度也有了提高，并出现了向近代教育靠拢的预兆。这种教育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18世纪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得以变化和进步的重要原因。
教育实践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幕府对最高学府——名为林家私塾、实为半官半民的昌平坂学问所进行了教育改革，包括允许平民入学听讲，打破林罗山一门儒学的独占局面，实行“异学之禁”；通过改革管理机构强化学校的官立性质，进行教学改革等。昌平坂学问所作为幕藩体制下的最高学府，它的改革推动了18世纪藩校及其他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武士教育的内容、程序、学级划分也有规范的作用。通过改革，幕府把教育的目标统一到维护幕藩体制的方向上来，并保证教学内容上的某种一致性（朱子学的思想）和对人才要求上的标准化。这显然对危机中的幕府本身是有利的。这种情况在客观上也反映出一种对学校教育的新认识，即对教育作用的肯定。否则就不可能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着力于利用教育，并改变教育交由非官方处理的历史惯例。
教育实践中的又一变化是地方武士教育方面，其表现一是私塾中的武士教育发展较快。私塾在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比过去的“家塾”更为开放和进步，因为私塾大多由不在当局供职的民间有识之士自由开设。它面向社会招收各阶层子弟入学。由于学生大多是选择自己（或家长）仰慕的学者而入学，所以私塾是以主持者的学问水平和道德观念为中心而展开共同活动的。它的集中讲解、轮读、会读讨论等教学组织方式，以及面向社会的开放性，成为打破家族学塾的封闭性和个别教学模式的先声。所以有人认为它是“中世秘传思想基础上的家学（个别性教学）与近世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学校（集体的教学）之间的中间性过渡性的教育机关”[9]。地方武士教育发展的又一表现是藩校的发展。藩校在这里指由各藩当局设置和直接经营的教育机构，它以培养本藩经世治国的人才为目标，主要培养本藩的武士子弟。进入18世纪之后，城市经济发达，市民生活更为丰富，作为四民之首的行政管理者武士，所面临的行政事务、内外交往等也更为复杂多样。统一培养一定规格的人才已成为各藩当局面临的迫切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藩当局基于修齐治平的儒家理念，又以幕府支持和接收林家学塾为榜样，把兴办藩校摆上了议事日程，结果在18世纪后期形成了创办藩校的**，并且在教学内容上增加了许多实用课程。藩校的入学年龄也有所放宽。
除了武士教育的变化之外，平民教育——寺子屋的兴起也是18世纪日本教育的重要特征。寺子屋教育最初是从中世纪的寺院教育中自然地发展起来的。17世纪末以后，城市逐步繁荣，商人阶层发展，寺子屋便从城市开始，逐渐以脱离寺院的形式自然地发展起来。幕府最初对其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但随着幕藩体制问题的增多，18世纪前期的德川吉宗开始对蓬勃发展的寺子屋使用权采取了引导和鼓励的政策，也促进了寺子屋的增多。不仅如此，寺子屋的设置主体也由寺院转向世俗的民间，武士、平民、医生等主持的寺子屋逐渐占据主导的地位。同时，教学内容也增加了：18世纪之前，绝大多数寺子屋还是以习字为主，以读书为辅的；而此后的寺子屋逐渐增加了算术、汉学等科目。寺子屋所使用的教科书也多样化了，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的新要求。
总之，18世纪江户时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幕府主导下的改革，以及以长崎为窗口引进的西欧文化涓涓细流，造成了当时学者辈出、学派林立的文化发展局面。在这个日本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启蒙时代”，在这一极少接受外国影响的“内发性的启蒙期”[10]，既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征的思想和文化，也孕育了日本资本主义启蒙精神的胚芽，成为江户后期继续发展并转入近代的历史基础。在这样一个批判精神发生、发展，新知识逐渐出现，同时封建专制仍然具有重要作用的社会环境之下，江户教育既受到当权者的控制，也感受着新思想的影响。因而，无论是教育实践还是教育思想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局面。其主体虽然仍然是封建性质的，但它所积累的进步因素，客观上起到了突破封建专制教育的作用。整个江户时代教育进步的主要倾向，在18世纪的教育思想中基本上显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