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吉宗实行“洋书弛禁”，不仅是因为他自己的“好奇”，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将“殖产兴业”作为缓解幕府经济困难的策略之一。弛禁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获得关于天文历法及农耕方面的知识。他还派青木昆阳（1698—1769）和吕野元丈（1693—1761）到长崎荷兰商馆学习荷兰语。后来，吕野元丈完成了《荷兰禽兽虫鱼图和解》《荷兰本草和解》12卷。青木昆阳也陆续写出《荷兰话译》《荷兰文字略考》《荷兰文集》等书籍。这些学者是日本人掌握荷兰语并进行著述的先驱，他们的这些著作是日本“兰学”的开端。
1751年德川吉宗死后，直至18世纪80年代，由田沼意次（1719—1788）掌握实权。他注重发展商业，鼓励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新兴产业，奖励学术，更加推崇兰学。兰学的研究从语言、医学方面发展到其他各学科，从长崎、江户扩展到其他主要藩国。1786年，前野良泽、大玄泽还在江户开设“芝兰堂”，讲授荷兰医学，成为当时兰学教育与研究的中心。
虽然此时的兰学还只是以学习荷兰为代表的西方医学、天文等自然科学为主，欧洲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几乎还不为人所知，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华夷观念以及儒家学说的传统世界观、自然观等，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新认识，开阔了日本人的眼界，启发了日本人的思考与探索，对教育思想的启发和日本近代教育的产生具有历史性的影响。
与18世纪兰学发展相并列的，是注重日本自身历史研究的国学派的出现。国学通过强调日本的历史文化，在客观上起到了以古讽今，批判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作用。在教育上，一方面，著名的国学者荷田春满（1669—1736）曾建议在京都设立国学学校。他在《创学校启》中曾详细地阐述了发扬日本固有文化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平田笃胤（1776—1843）等人则将国学与神道紧密联系起来，提倡神道和以日本为中心的复古思想。后来的皇国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教育，就是从这当中吸取了历史的酵素。
国学和兰学相对于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派等儒学各家来说，属于18世纪新开拓的学术领域。而儒学本身在18世纪也有了一定的进展。例如，18世纪初，儒学者新井白石（1657—1725）以《读史余论》（1712）第一次对日本历史进行了较为合理的分期。他还重视文学、政治及西洋情况的研究。1713年和1715年又以《采览异言》和《西洋纪闻》两书开兰学之先河。这两本书中，他记录了他所能了解到的关于西方各国政治、地理、历史、风俗、宗教等多方面的知识，并加以研究评述。与此同时，荻生徂徕（1666—1728）也由“古文辞学派”进而完成他的政治学说。他的学说以鼓励人为的政治改革为特征，一时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另外，以编纂《大日本史》为中心而产生的“水户学派”[1]，也完成了《大日本史》的纪传部分。这是18世纪前期趋于低潮的日本朱子学派的重要成果。水户学派的尊王思想在18世纪幕藩体制动摇时被认为是倒幕的思想依据之一。活跃在18世纪江户思想文化和教育舞台上的人物还有倡行“心学”的石田梅岩（1685—1744）、手岛堵庵（1718—1786）以及博学的三浦梅园（1723—1789）、激进的思想家安藤昌益（1707—1762）等。其中，“心学”吸收儒、佛、神诸学，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普通人特别是市民阶层朴素的处世术和修养法，成为18世纪中、后期城市社会教育的重要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