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幕藩体制危机四伏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江户时代日本封建的“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曾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幕府的重视。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地区除了生产为交纳年贡和自己消费的粮食作物外，也开始种植、加工和出售各种经济作物，从而导致了商业性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产生。18世纪，一些农村手工业的中心地区逐渐城镇化，形成所谓“在乡町”。一些农民由于经营农村手工业，或进行经济作物的贩运而变成富裕的商人或富农，因而更多的农民除了受到大名、武士的剥削之外，又因为增加了新富人的剥削而更加贫困。许多人失去了原有的一点土地，沦为佃户，或流入城市。这样，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由于自耕农的分化而被削弱，直接危及日本封建体制的基础。
同时，幕藩体制下武士集居于江户城和其他城镇的制度，以及所谓“参觐交代”制度，还造成了兵农分离的局面。它使广大武士都成为脱离生产、领取禄米为生的官僚消费者，客观上促成了全国性的交通发达和商品经济的扩展。这种商品经济虽然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但它发展到17世纪后期，就开始明显地表现出对封建体制的破坏作用了。当时以江户、大阪、京都为中心，逐渐形成了联系全国的国内市场。在商品交换中产生并富裕起来的商人，尽管处于“士农工商”这种封建等级制度的最低一级，却逐渐把握了全国经济的咽喉。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可以拿金钱换得土地占有权，以及他们的地位所不可能有的“苗字带刀”（像武士们那样称姓佩刀）等权力。与商人的兴起和生活富裕相反，各藩当权的武士们却因为城市生活费用上涨、常年的生活奢侈、参觐交代的长途交通往返等原因，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对下级武士的俸禄也难以支付。当权的武士们尚且如此，下级武士就更加贫困了。许多人只得依附富商，或改行当医生、教师，甚至卖女为妓。他们的沦落与商人的兴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作为江户时代封建统治基础之一的“士农工商”身份等级秩序也就逐渐被打乱了。
进入18世纪以后，上述动摇日本封建体制的因素继续增加，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频繁发生。幕府和藩不得不多次实行改革，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体制。18世纪的江户教育思想，就是在工商业继续发展的推动下，在幕府和藩进行改革的影响下得到发展的。
二、文化学术的兴起和繁荣
18纪初进行的“享保改革”是幕府的第一次大的社会改革。当时幕府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吉宗把武家的穷困归因于文弱奢华，所以力主节俭和尚武。同时他还注重法令的完善与财政的改进，奖励开垦新田，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和采用新技术、新方法，首先加强对商人、手工业者和商业经营的统治和管理等。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对于18世纪文化教育有着直接影响的是1720年的“洋书弛禁”。
德川吉宗的“弛禁”，即允许非基督教的西方书籍进入国内。本来，幕府的“禁书”是“锁国”的内容之一，目的是彻底禁止基督教的生存和传播。这一禁书制度，从1630年禁止与基督教有关的汉文书籍进口开始，发展到1685年（贞享2年）的“贞享严令”，凡书中对基督教人物或事迹略有涉及的，或者由在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所写的，也都一概禁止进入国内。结果，包括一些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汉文书籍也都被严格禁止乃至销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