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井竹山等人的这些建校设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近似于后来的《学制》所描绘的全国各级学校网的蓝图和改建寺子屋成为国民小学的情景。甚至学者们的办学热情和超前现实的急迫感，也在江户末年和明治时代被继承下来。大阪作为全国的商业重镇，确乎是一个产生新思想的摇篮。但是宽政改革（18世纪末）之后，幕府政治、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局面已经无法实现学者们的理想了。不过，也仅仅过了半个多世纪，这种理想就变成了超乎理想的现实。这大概也是中井竹山诸人所不曾料到的事情。
三、儿童研究的开端和适应儿童天性的教育思想
18世纪日本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和人们对世界、对人性的关注，以及学术界注重经验的实证性研究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对儿童的观察和研究；在教育适应儿童天性和儿童发展阶段等方面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教学原则思想。
（一）儿童研究的开端
在对儿童的观察和研究方面，江村北海（1713—1788）是当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江村北海21岁时作为朱子学者曾为官于宫津侯，30岁时则专任宫津侯的京都留守官，是杰出的经营者。离开宫津后，他在京都开设私塾“树梢馆”招收学生，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他的代表性著作是《授业篇》，共10卷，涉及幼学、经书、历史、作文、诗学等各方面的教学，对学习顺序、方法以及注意之点详加论述。其中不少内容都是他对自己的孩子进行观察和实验后得到的结论。
江村北海是首先主张胎教的日本学者。他说：“人出生之时，有所谓尽早教导的说法。但不等出生，从在母胎内的时候起就进行教育，也是有道理的。”[19]在这里，江村北海把教育的起点上溯到胎儿时期，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开创性的见解。此外，他主张运用图解、谈话的方式进行幼儿教育，并主张用游戏自然地导入新内容的学习，这样就无须任何其他的强迫手段。当儿童年龄稍长、可以学习阅读的时候，他主张开始时不教汉字读音，而教儿童的日语发音（训读），并逐渐向孩子提供各种各样的读物，以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并通过读书积累各种知识。
江村北海以教育的眼光观察和研究具体的儿童个体，从中得到相应的教育结论的做法，无疑是颇具近代儿童教育研究特色的事情。不过，他的儿童观察和实验，当时还不是建立在对儿童生理和心理充分了解基础上的教育研究，仍然只能是个别观察的经验总结。它的意义主要在于作为18世纪日本教育思想方法变化的一种进步的象征，影响了后来的儿童研究。在他的门下，出现日本最早的试图进行儿童研究的镰田鹏，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二）遵从儿童天性的教育原则和讲求实际的教育内容
继承17世纪末、18世纪初贝原益轩等人关于新生儿童天性和个别差异、注重实际知识教学的主张，18世纪中期的日本学者们在这方面有了更大的进展。
荻生徂徕（1666—1728）认为，人性不同，顺其天性予以延伸是最重要的，不可强迫地定于一种类型。天性虽有高下之别，但没有完全不行的人，不应当轻率地抛弃他们，而应予以帮助；对善恶的零碎而周详的指责，并非教育人的方法。显然，这是一种以儿童天性自由发展为主导的、倾向于自然主义的教育态度。
细井平洲（1728—1801）也说：“好马带缰，弱马上蹬，让有才与无才之人两方共进，应尽此心也”（《建学大意》）。[20]这同样表明了对人的教育可能性的信心和依人的天性的差异而加以教导的思想。江村北海也指出：
倘若大半领悟，必须逐渐教授后面的内容。不过应掌握进度，审慎地教授后面未懂的东西。或一次教授多一点东西。其多少的程度应根据该儿童天生资质高低而定。[21]
可见，江村北海也注意到儿童天赋差异和学习的连续性。他进而认为教师的任务在于清楚地了解学生性格、能力的长短得失，讲求对不同学生的不同善导之道；学习者对于不能立即领悟的东西，可在接受教师的指导之后，独立地进行钻研，直到不懂的地方完全明白为止。不要求统一的进度和划一的教材。
室鸠巢在其著名的《不亡钞》中提出的“由浅入深，由粗至细，依据性情，习趣事而至大道”[22]的原则，也以儿童的兴趣为起点。他像贝原益轩那样安排了“为士之人教子的应有顺序”：
7～8岁：学文字、书写；家庭杂务之事。
9～10岁：各种领受、让与表达的顺序；学剑、矛之术。
11～12岁：书信、礼法；弓、马、小兵器的使用，相扑等。
13～14岁：勇士之典故，日汉书籍；军术；诗歌文章的写作。
15岁以后：专事家业，有余力则学道。[23]
作为18世纪初的这份武士之子的教育年表，其内容中虽然没有自然科学的一席之地，但与贝原益轩的“随年教法”的内容相比，“四书五经”之类的教材以及儒家的道德训诫之类的教导，也同样没有特别地突出出来。从整体上看，日常应用之需及武艺的学习是其主要的内容。“学道”——对儒家学说的学习和研究，只不过是15岁以后有余力的情况下才学习的事。可见室鸠巢认为“学道”对于武士们来说，已经是可有可无的了。他还认为：“学习不限于读书。读书以讲求义理，及物以穷其事理，作为相同的致知之事，力行为始。”“一事一物，无不是致知之地。”[24]江村北海则主张首先学习士农工商职业上和环境中必要的语言和生活知识等，反映了18世纪日本教育思想当中以人及人的社会生活需要为本位的一种倾向，也反映了当时知识进步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