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期前后，日本社会环境的相对宽松和学术思想的相对活跃，为教育思想的进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极大地冲击了历来占统治地位的朱子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逐渐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性的看法，从而也改变了对儿童、对教育的看法，尤其导致了关注教育平等、关注儿童的教育等方面的教育思想的进步。
一、现实本位与人性平等的思想
进入18世纪以后，日本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状况，将思想家们的注意力进一步引向现实社会，“现实本位”的世界观及其理论在日本思想界开始形成，并促成了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尖锐批判。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对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性质的探索，是引发新的教育观念的思想基础。
室鸠巢（1658—1734）是18世纪中期日本思想界肯定“现世”、否定“来世”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虽然一度作为幕府的高官为日本封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但他的现实本位思想在当时却是十分突出的。在他撰写的《骏台杂话》中提出：深山和海角的磷火因为不能照亮物体，所以不是真正的火，只有能够照亮物体的才是真正的火；同样，虚幻的世界如“不灭的净土”等，因为不能给人以各种现实的感觉，所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黑暗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只有现实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因为它能够提供种种对象和环境，提供人们畅快地展开自己一切机能的境界，从而刺激人的感官，使之产生视觉、听觉和味觉，并促使人进行思考。这种对“来世本位”“神佛本位”观念的一定程度的脱离，以及贝原益轩等人“经验的自然研究”所导致的注重实证的思维方式的初步发展，使得18世纪的一些日本学者对于人本身的看法也有了观念上的转变，特别是对于人本身的关注程度、对人的自然天性的认识水平，以及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观念等，都得到了较大的进步。
在这方面，18世纪初的贝原益轩曾经提出“天地之间，人人皆我兄弟”的命题（《初学训》），此后室鸠巢则进一步论述说：
人本无贵贱之分，只依声望而生贵。盖因人生于天地之间，身体相同，知觉无异。皆取之于天地，行之于天地，居之于天地，食之于天地。不以何人为贵，也不以何人为贱。[11]
在这里，他以“身体相同，知觉无异”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客观事实为论述的依据，说明了人在本质上和根源上的平等性，天生不应有人上之人，也不应有人下之人。同时，在思想方法上也显示出一种新的特征，即撇开天神与圣人制定的标准，撇开权威，把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放在了以自然事实为依据的、无可置疑的地位。与室鸠巢同时代的三轮执斋（1669—1744）也指出：“上至人君、下到武士庶民以及乞食者，都是人。”[12]他还指出，作为一个人所固有的东西，以及作为圣人、凡人乃至异端恶人等所有人的共同的东西，就是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人，并由此固执自负地活动着，这才是人的共同本质。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所处的地位和职业的不同，实际上都是“士”。他说：“士乃人也，无位而不贱之称。卿大夫乃贵位也，去此贵位，此人则为士；农工商贾为贱业也，若去此贱业，其人亦为士。”[13]这就是说，当人们排除了身份地位和社会职业这类附着于自身的外在物之后，富贵和贫贱的差别对于他们来说就没有了。类似这种强调各阶级人的共同性、强调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无疑为提倡平民教育、主张武士与庶民教育平等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士庶教育平等和广泛设立学校的主张
力倡平民教育，呼吁庶民教育和武士教育的平等，并由此提出广建学校的建议，是18世纪日本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