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卢梭而言，教育与国家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于：“对于社会道德的改善，教育是关键，既然如此，教育就是国家的事。国家必须造就所有人的思想，不仅仅是儿童……而且也包括成年的公民。”[136]因此，对于卢梭而言，首先国家为儿童设立练身场，目的在于施加道德影响。从儿童共同的游戏中培养未来政治家的国事管理才能。卢梭在《爱弥儿》中苦心经营的教育理想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得到了充分而具体的体现。他认为在学校中设立一个练身场，是为了儿童进行身体训练，这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理由是：可以“使儿童健康而强壮，尤其是为了对道德的影响”[137]。为此，他不厌其烦地再三重申良好的教育应当是消极的。这是卢梭在《爱弥儿》中的儿童2～12岁时期的主要教育方法。卢梭认为，人生当中最危险的一段时间是从出生到12岁。在这段时间内应采取祛除种种错误和恶习的手段，否则，来自社会的那些错误和恶习就会发芽滋长，以致以后采取手段去改的时候，它们已经扎下了深根，而且永远不可根除。有鉴于此，卢梭提出，按照自然的进程而言，儿童所需要的教育正好同现在社会所实行的正规教育恰恰相反，人生“最初几年的教育应当纯粹是消极的。它不在于教以道德和真理，而在于防止他的心沾染社会的罪恶，防止他的思想产生谬误”。因此，必须对儿童进行非道德说教。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了非道德说教的一系列要求和措施。卢梭一反常规，认为这种消极的教育在公共教育制度中是极容易做到的。
如果说卢梭的“消极的教育”体现了他的教育思想的独特性，那么他的“共同游戏”思想更是别具一格，独具风采。他认为游戏不应该放任个人意志而单独进行，相反，必须让儿童共同参与，因为这是“公共目的”所需，也是相互竞赛所求。游戏是一种运动竞技，也是一种体育练习，它应当经常在公共场所进行，并且要由大家参与，这不仅是儿童应该做的事，而且是为儿童培养一个强健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从早年起便习惯于训练，平等待人，友爱，比赛，又常习惯于生活在公民同胞们的众目之下企求群众的赞许”[138]。这种思想与《爱弥儿》中的思想一脉相承。卢梭还要求那些选择在自己家里教育子女的家长们也应该送他们去做这种体育练习。卢梭看到，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市，这种训练作为一种制度“为最高政府所许可并在其羽翼之下，是未来政治家的培养场所，他们将以其现代游戏所得的经验”[139]进行国家大事的管理。
卢梭建议设立一个最高行政院作为教育的最高管理机构。这个行政院院长有黜陟变更校长的权力，也有管理运动教练的权力。他希望形成一种管理教育的制度，“这些制度为共和国家将来的希望与一个国家的荣华和命运所攸关”[140]。卢梭坦率地认为这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他非常惊异地发现，没有一个国家有过这种制度；同时他也感到痛心，因为人类从没把这良好而有用的制度付诸实施。可见，卢梭恐怕是近代第一位提出国家教育管理制度的教育思想家。
卢梭在《论政治经济学》中写道：“塑造公民，你就拥有你需要的一切。”也就是说，“塑造公民并不是日常的工作；而为了拥有他们，当他们还是儿童时就教育他们是必需的……从生活一开始，人应当开始向生活学习；正像出生一刹那我们就拥有公民资格的权利，那一刻应当是履行我们责任的开始”。因此，公民教育就是“国家最重要的事”，而且应当在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141]
卢梭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提出了公民身份的认同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他说：“正是教育赋予个人心灵以民族意识，形成个人的爱国观念……当他第一次睁开眼的时候，一个婴儿应当看到祖国，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必须从未看到其他任何事情。每个真正的共和者挚爱着国家，也就是说热爱法律和自由，还有他母亲的乳汁。这种爱是全部的存在；他看到的只有祖国，他为她可以单独地生活；当他孤独的时候，他什么也不是；当他停止拥有祖国，他不再存在；如果他没有死，那么他比死还糟糕。”[142]卢梭这段类似于说教的话实际表明了公民认同和公民美德的重要性，这正是卢梭在构建公民社会时所考虑的。
总之，“卢梭思想的核心是：公民是孩子，国家是父亲，他坚持政府应全盘掌握所有子女的抚育工作”。卢梭写道：“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这种控制的确立，要从婴儿期开始就将公民当作国家的子女对待，训练他们；要使国家被人接受和达到成功，就需要文化工程，教育的进步便成为文化工程成功的关键。“这是卢梭的学说带来的真正的革命——这样，他就把政治程序引入人类存在的中心位置。”[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