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大都对妇女的命运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例如：蒙台涅谴责了妇女命运的不公正；狄德罗认为妇女被压迫的地位源于某些市民法律和社会习惯；孟德斯鸠则强调，妇女能够并且应当参与社会生活；爱尔维修争辩道，妇女缺乏公民权利是缺乏教育的结果。尽管如此，他们尚未能够意识到妇女也是公民，并且有成为历史主体的能力。卢梭当然未能例外。实际上，在法国，18世纪是妇女生活开始活跃、妇女问题引起全社会关注的世纪，以至有人称法国的18世纪是妇女的世纪。1783年，马恩—夏朗科学院悬赏征文，题目即为《什么是促进妇女教育的最好方法》。
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史上存在着两种妇女观，即“父权制”妇女观和“父权制”批判妇女观。而18世纪西方的妇女观中，卢梭是“父权制”妇女观的代表，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是“父权制”批判妇女观的代表。[144]卢梭一反他的政治思想的激进和革命的精神，继承了西方历史上的“父权制”妇女观，只不过他与前人不同的是，以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来论证“父权制”理论。他一方面称赞女性，另一方面却以性别自然目的论的神话来论证传统的性别分工。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自己社会契约论中所主张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给予妇女，而是在一曲回归人性、回归自然的咏叹调中把女性置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
卢梭一生在女人是非中度过。他对妇女问题所持的奇特观点，构成了他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他在《爱弥儿》的第5卷论述的是女子教育问题，对“苏菲”的构想成为他的女子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卢梭的妇女观也体现了他的自然观念，因为他认为女性对男人的服从不是由于社会和经济原因，而是她们天生应当如此，这是一种大自然的馈赠。他说“如果你想永远按照正确的道路前进，你就要始终遵循大自然的指导，所有一切男女两性的特征，都应当看做是由于自然的安排而加以尊重。”[145]
卢梭的妇女观是通过对男女两性的异同比较来体现的。在他看来，男女共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有人类的特点；他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性。大自然在塑造男女两性时也考虑到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两性之间的互补。是男性优于女性，还是女性优于男性，或者两种性别的人是相等的，这都是无须争辩的。“因为，每一种性别的人在按照他或她特有的方向奔赴大自然的目的时，要是同另一种性别的人再相像一点的话，那反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完善了。”[146]
